辽世宗耶律阮（917-951年）在位期间打破辽朝"耶律与萧，世为甥舅"的婚姻传统，同时册立汉女甄氏与契丹贵族萧撒葛只为皇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二后并立"局面。这一特殊现象的背后，交织着皇权与后族矛盾、民族融合冲突以及个人情感与政治利益的复杂博弈。
一、打破传统的政治冒险：汉女甄氏的立后之路
甄氏原为后唐、后晋两朝宫女，946年辽灭后晋时被耶律阮纳入后宫。这位年长耶律阮12岁的汉族女子，凭借"儒雅端庄，心细眼快"的气质深得宠爱。947年耶律阮即位后，不顾契丹贵族反对，执意册立甄氏为皇后，此举直接挑战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定下的"萧氏世为皇后"祖制。
这一决策引发三重危机：
后族反弹：述律太后（耶律阮祖母）公开指责孙子"不可救药"，萧氏家族利益严重受损。
制度冲击：辽朝自建国起便通过耶律氏与萧氏的联姻巩固统治，甄氏的立后动摇了这种政治平衡。
民族矛盾：契丹贵族无法接受汉族女子成为国母，辽史中甚至长期将甄氏记载为"妃"而非皇后。
二、妥协的产物：萧撒葛只的册立真相
为缓解皇族与后族的尖锐对立，耶律阮于949年10月册立祖母述律太后的侄女萧撒葛只为皇后。这场政治联姻的本质是皇权对后族势力的妥协：
家族纽带：萧撒葛只之父萧阿古只是述律太后之弟，其子耶律贤（即后来的辽景宗）成为维系皇族与后族关系的关键纽带。
生育保障：萧撒葛只已为耶律阮诞下皇子耶律贤及三女，其子嗣具有合法继承权。
象征意义：双后并立既保留了甄氏的皇后地位，又通过萧撒葛只维持了耶律-萧氏的联姻传统。
这种妥协并未真正化解矛盾。辽史记载，甄氏始终以"皇后紫袋及皇后印玺"行使权力，与萧撒葛只形成事实上的权力分庭抗礼。
三、权力天平的失衡：双后并立的隐患
两位皇后的存在加剧了辽朝内部的政治撕裂：
后宫对立：甄氏与萧撒葛只分别代表汉族文化与契丹传统，其侍从群体在宫廷中形成不同派系。
朝堂角力：支持甄氏的汉族官员与维护萧氏特权的契丹贵族在朝会上频繁冲突，耶律阮不得不频繁调停。
继承危机：耶律贤作为萧撒葛只之子具有传统继承权，但甄氏若诞下皇子则可能引发新的皇储之争。
这种内耗直接削弱了辽朝的统治根基。951年耶律阮南征后周时，竟同时携带两位皇后及生母萧太后随军，这种反常举动暴露出皇室内部的信任危机。
四、火神淀之乱：双后并立的终结
951年九月，耶律阮在归化州祥古山祭父时遭耶律察割政变杀害。这场叛乱中，两位皇后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
甄氏之死：作为政变直接目标，甄氏与耶律阮同时遇害，死后被草草掩埋于荒野，19年后才由辽景宗移葬显陵。
萧撒葛只之殇：因产后休养未随军而幸免，但为收殓丈夫遗体主动求见叛军，次日遇害。其子耶律贤最终继承皇位，追谥母亲为"孝烈皇后"。
双后并立的制度随着耶律阮之死彻底终结。辽景宗即位后，彻底清除甄氏在史书中的皇后记载，仅在《辽史·后妃传》中留下"内治有法，莫干以私"的简短评价。
五、历史回响：双后并立的多重启示
耶律阮的双后并立不仅是个人的婚姻选择，更是辽朝政治转型期的缩影：
制度困境：辽朝早期通过世婚制维持统治，但面对民族融合趋势，这种封闭制度逐渐显现局限性。
改革代价：耶律阮试图通过立汉女为后推动汉化改革，却因操之过急引发剧烈反弹。
文化冲突：甄氏的遭遇反映出汉族文化与契丹传统在权力结构中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在此后的辽宋关系中持续发酵。
这场持续五年的双后实验，最终以血腥政变收场。它既是个体在制度洪流中的无奈挣扎，也是游牧民族政权在向中原王朝学习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当耶律贤最终将母亲与甄氏合葬时，或许也在用这种方式完成对父亲政治遗产的某种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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