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后期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牛李党争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深刻影响了唐王朝的命运走向。而李宗闵，作为这场政治风暴中的关键人物，其身份归属始终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综合多方史料与学术研究，可以明确判定：李宗闵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核心领袖。
一、党争起源：元和策试的导火索
牛李党争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贤良方正制科考试。时任进士的李宗闵与牛僧孺在策论中痛陈时政弊端，直指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问题，言辞激烈，毫无避讳。这一举动触怒了时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他认为李宗闵与牛僧孺的言论是在暗讽自己执政无能，遂向宪宗哭诉，称二人与考官有私交。宪宗虽未全信，但为平衡朝局，仍将考官罢官，李宗闵与牛僧孺也长期不得调任，仕途受阻。
此次事件不仅使李宗闵与李吉甫家族结下深仇，更成为牛李党争的导火索。元和七年（812年）李吉甫去世后，李宗闵才得以调入朝廷任监察御史，但其对李吉甫家族的怨恨已深植于心。这种因科举策试引发的个人恩怨，逐渐演变为政治派系的对抗。
二、长庆科举：党争公开化的标志
长庆元年（821年）的科举舞弊案，是牛李党争公开化的重要标志。时任礼部侍郎的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人均登第。然而，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者多通过“关节”中第。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三人均证实段文昌所言属实。穆宗遂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因涉案被贬官。
此案中，李宗闵因女婿中第被贬，对李德裕的怨恨进一步加深。他认为李德裕是借机报复，于是与李德裕彻底决裂，各自援朋结党，相互倾轧。此后，牛李两党在朝廷上竭力培植党羽，凡李党在朝，必排斥牛党；牛党得势，则打压李党。这种以科举为核心的政治斗争，使党争愈发激烈。
三、政治立场：牛党主张的践行者
牛李党争的核心分歧在于政治立场与政策取向。牛党成员多出身科举，主张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对藩镇采取姑息妥协政策，反对武力平叛；而李党成员多为世家大族，主张强化中央集权，武力削藩，并注重门第出身，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持保留态度。
李宗闵的政治立场与牛党高度一致。他多次参与科举选拔官员，主张以文治天下，反对武力干预藩镇事务。例如，在维州事件中，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纳吐蕃守将之降，并收复维州，但李宗闵（时任宰相）却命以降将及维州还吐蕃，认为“守信为上”，反对李德裕的武力行动。这一决策引发朝野争议，但充分体现了李宗闵对藩镇问题的妥协态度。
此外，李宗闵在用人上也倾向于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他与牛僧孺相互呼应，凡李德裕一党的人一概逐出朝廷，形成了以科举官僚为核心的牛党集团。
四、学术研究：牛党领袖的共识
现代学术研究对李宗闵的党派归属已有明确结论。历史学者普遍认为，牛李党争中的“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核心的科举官僚集团，而“李党”则以李德裕、郑覃等世家大族为代表。这种划分不仅基于政治立场与政策取向，还考虑了党派成员的出身背景与政治轨迹。
例如，在《牛李党争研究》中，学者指出：“牛党领袖李宗闵与牛僧孺虽同出元和三年制科，但政治轨迹并不完全重合。然而，在对待藩镇、科举等核心问题上，二人立场高度一致，共同构成了牛党的核心力量。”此外，历史教材与权威史籍如《旧唐书》《新唐书》等，也均将李宗闵列为牛党领袖，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
五、历史影响：牛党兴衰的缩影
李宗闵的命运与牛党的兴衰紧密相连。在牛李党争的四十余年中，牛党与李党交替进退，相互倾轧。唐武宗时期，李党得势，牛党成员如牛僧孺、李宗闵等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唐宣宗即位后，牛党复起，李宗闵虽未及还朝即病逝，但牛党成员如令狐绹、崔铉等相继入相，标志着牛党的短暂复兴。
然而，牛李党争的长期存在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威，加剧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这场党争不仅使政局动荡不安，还为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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