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一共两次出现“南京”这个地名，一次在第二回，鲁智深在酒店里见到金翠莲父女，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金翠莲回答说：“ 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第二次在第十三回，晁盖回答雷横的话说：“(外甥王小三)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去了十数年。”这里提到的“南京”，都是指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江苏省会南京市没有任何关系。
商丘在今天已经不算大城市，但在古代，尤其是五代到北宋，则是除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之外的第三大城市。为什么这座城市在北宋如此重要呢？这还得从太祖赵匡胤当归德节度使说起。赵匡胤本是后周皇帝柴荣的大将，柴荣临终前，任命他当了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的总帅。柴荣死后，只有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承帝位，纯粹是个摆设，真正掌握权力的，应该是朝中的老臣。柴荣于显德六年(959)六月驾崩，七月，小皇帝柴宗训就下了一道圣旨，命赵匡胤“领归德节度使”。归德军节度衙门设在当时的宋州，就是今天的商丘。赵匡胤当时担任着殿前都点检，又加领归德节度使，虽然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一份荣誉，却意味着他必须用一定的时间到商丘去打点军府事务，不可能完全呆在开封。聪明透顶的赵匡胤似乎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他认为很有可能是受顾命的老臣范质等对他产生了疑忌，想分散他的军权，所以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发动了陈桥政变。
古人很讲究“龙潜”，赵匡胤以归德节度使起家，商丘当然就成了“龙潜之地”，即大宋朝的发祥地，意义非同寻常。不过赵匡胤在世时没把这些当成多大的事，直到真宗景德三年(1006)二月，才因赵匡胤曾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将原本还叫宋州的商丘改名为应天府。此时距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到了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都折腾完了，于是决定将应天府再次升格，建为南京。这不是个轻易的决定，与此相关的事务和耗费都很多，既然叫“京”，其规格就得和东京开封相“匹配”。真宗祭老子祠还没回到开封，便下旨先修建一座归德殿，作为新南京的主殿，接着规划京城和宫城。就这样，商丘就由应天府又改叫做“南京”。《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徽宗宣和年间(约1120至1122之间)，这时 “南京”已经被宋朝人叫了一百多年了。
真宗在修建南京的同时，还下旨追赠当年太祖皇帝的幕僚勋旧，这种特殊的恩礼可以转让给他们的子孙。另外，还特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道观，叫做南京鸿庆宫，用来安放和供奉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的“御容”。可以想象，北宋时的南京也是非常壮观繁华的都市。如果拿清朝打比方，宋朝的开封相当于清朝的北京，而南京商丘则相当于清朝的沈阳。
在“京”一级的行政区里做官，是不是可以住进皇城归德殿呢？那可真是开玩笑了。归德殿只用来供奉太祖、太宗，绝不可能让地方官员们胡乱进出，否则就是“僭越”。在这里当一把手的人，级别和东京开封府尹相当，比一般州郡的知州、知府要高得多。咱们比较熟悉的晏殊、欧阳修、张方平、叶梦得等人，都曾担任过南京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余不太熟悉的，后来也大多升到副相的高位。当时这里是最适合人居的优雅城市，有些宰相退休，也选择在这里度过晚年，如与范仲淹同道改革的杜衍、本地人张方平、浙江人赵概等，都长期在这里生活居住。
可能有人会问：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首都才对呀，怎么会有两个呢？宋朝的“京”还不止两个呢，还有西京洛阳(当时又叫河南府), 北京大名(当时又叫大名府)，一共四个京呢。除了东京开封府外，其他三京都叫“陪都”，也就是给京师做陪伴的京都。这种制度早在唐朝就有了，唐朝前期有两都，即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甚至科举考试都分别在两京同时举行。其后因李渊起家于晋，遂增太原为北京。安禄山反叛后，唐明皇逃到成都，所以成都也曾一度改为南京。和宋朝同时的辽、金也都不止一京，即使到了明朝，还是两京制呢，明成祖朱棣迁到北京后，称原来的都城金陵为南京，于是江苏南京这个名称才使用至今。清朝的科举也是在北京和南京两地举行，只不过不再把南京定格为“京”罢了。
还回到宋朝的陪都来说：唐朝灭亡后，洛阳都城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宋朝为什么又把它定为西京呢？首先，赵匡胤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是真龙天子降诞的祥瑞之地，这理由还不充分吗？赵匡胤建国之后，原本是想把京城迁到洛阳去的，但因为当时战事扰攘，西北军阀又比较强悍，为防备万一，大臣们阻止了这个动议；其次，洛阳是开封的西部重镇，在军事上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再次，古人认为最适合埋葬的北邙山也在洛阳境内，宋朝的皇帝陵群就选在了洛阳所属的巩县 (今河南巩义)；再次，“峻极于天”的中岳嵩山也在洛阳境内，所以“ 西京”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宋朝的北京知名度不如西京高，它是仁宗庆历二年(1042)才正式开始兴建的，宫城的规模比南京还要大，皇城周长三里一百九十八步，京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零六步。城四周共开了十七个门。因为它已经是“京”，所以流经此处的那条河就叫“御河”了。为什么要在这里建个陪都？也有几个原因：第一，真宗在位期间和契丹关系紧张，曾不止一次御驾亲征，都“驻跸”在这里，本身就具备了“行宫”的基础；第二，庆历年间，宋朝与契丹最终达成了和解，两国都承诺不再兴兵打仗，为了彰显和谐，在靠近北部的军事重镇建陪都，岂不是更能昭示宋朝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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