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说她在上海市区闷得慌，趁周末去了一趟南翔镇，发现那里实在比市区强得多。第一，天地空旷，空气清新，到处都是树木，到处都是溪水，风景好得很。第二，民风淳朴，不像上海闹市，顺手牵羊的小偷多如过江之鲫。第三，也是最诱人的一点，那里的房价特别便宜，花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一亩地，花上千块大洋就能买一幢花园别墅，要是租房子的话，一个月两块大洋就够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许广平已经跟鲁迅结婚，夫妻两个在上海安了家，但是没有买房——他们一直是租房住。
为什么都结婚了还不买房呢?
因为上海市区的房价实在太高，鲁迅和许广平根本买不起。比如说鲁迅曾经租住的一所老式石库门，得花5万块大洋才能买下来，这还不算契税、印花税、契纸费、中证费、测丈费、地保盖戳费、建设特捐、教育特捐、消防特捐、警务特捐等一大堆税费。这些税费加到一起，高达16%，比今日“国五条”的20%也差不多了，这还不算物业税一节。无怪乎时人抱怨“国民党税多”。
那时候鲁迅的固定收入是每月200块大洋，许广平基本上没什么收入，就算两口子不吃不喝，攒上二十年也买不起一所房子。
不光鲁迅买不起，绝大多数劳动者在上海都买不起房子，因为他们比鲁迅的收入还要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工厂里最熟练的技工，月薪也不过三四十块大洋;在绸缎庄做足10年的老店员，每月平均才挣二三十块大洋;黄包车夫每月拉够30天活儿，平均收入还不到20块大洋。
不但是体力劳动者，就算是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要想买一套房子也十分困难。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茅盾在杂志社做编辑，月薪只有100块大洋;郁达夫风头最劲的时候，每月版税不到200块大洋。
郁达夫散文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里有一位在烟厂上班的年轻女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月薪仅仅9块大洋。这么低的收入，勉强够糊口和交房租而已，用什么买房?
既然上海市区的房价太高，鲁迅和许广平为什么不像今天的小白领一样，去远郊买房呢?我估计许广平也产生过这个想法，因为她在信里写到南翔房价的时候，简直兴奋得不得了。但是直到鲁迅去世，他们都没有去南翔买房，也没有去远郊的其他乡镇买房。究竟为什么没有买，我想我能猜到一些原因，例如交通不便(当时从市区去南翔得坐火车，一天只有两趟车)，怕打仗的时候住在那里不安全等(几乎每次战争都会殃及上海周边的农村)。
不过应该还有一条原因：民国当局征收房产税和交易税太厉害，远郊房价虽低，买房和持有房产的成本却很高。所以说，即便是有了物业税，房价能不能掉下来也是一个未知数。民国的上海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回想起来，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始终不买房的夫妻在民国很常见。例如梁实秋和韩菁清、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郑振铎和高君箴??这些文化名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婚房，结婚以后也都是租房居住。只有冰心是个特例，她后来在重庆歌乐山上买了一套二手房，但是她跟吴文藻结婚的时候，婚房却是在北京西山大觉寺租来的。
也许民国人的居住理念跟今天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只求有房住，不求有住房，不像咱们现代人，没有婚房就不结婚，买了房子以后还想再买更大的房子。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向民国人学习，因为现在的置业环境跟民国大不一样。
就拿鲁迅来说吧，当时他在上海买房需要一次付清，现在却可以按揭。当时他买房，需要支付加起来高达16%的各种税费，以后每年都还要再缴一笔“房捐”和“地价税”，现在买房的主要税费负担只有契税，最高不会超过6%，至于房产税，还在很温柔地搞试点，大多数“房叔”和“房姐”坐拥几十套豪宅，却用不着缴纳一分钱税费。
最重要的是，近20年来的经验教训一次次告诉我们，买房越早越省钱，买得越多越划算。通货膨胀这么严重，有点儿钱不去按揭一套房子，难道等着它变成一堆废纸吗?
所以每次见到“专家”们谴责现代中国人的居住理念，说正是人人都想买房的心态造成了目前的房价暴涨，我都要回应一句：这种心态不是中国人固有的，它是最近几十年的变态环境逼出来的。换成鲁迅活在当代，他也会冲进买房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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