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奸臣秦桧：秦桧是南、北宋期间的一个传奇人物，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汉奸、卖国贼。近来，有部分学者为秦桧翻案，他们认为，秦桧只属于主和派、权臣，而不是投降派、奸臣。

　　认为秦桧是投降派、奸臣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一、1130年秦桧从金国回来，即多次宣扬“如欲天下无事”，“河北人归金，中原人还刘豫”。所谓“刘豫”，即金人扶植的大齐皇帝，当时以河南汴京为都城。对此，赵构当然不高兴，宋帝赵氏祖居河北涿县，他说：“我是北人，我归到哪?”1133年，金国使者李永寿来南宋时也提出，要南宋归还在南方的北方士民。可见，秦桧的提法，只是在宣扬金人的主张，即使明知道赵构不高兴，他也不得不说。

　　二、第一次绍兴议和后一年半，金国主战派发动政变，杀死了主和的完颜宗磐和挞懒，再次进攻南宋，宋军在三个战场上进行了抵御和反击。川陕战场的吴璘阻止了金人凌厉的攻势;东路战场韩世忠、张俊出击，攻取了海州、宿州和亳州;中路军在岳飞、刘锜的率领下，大破“铁浮图”和“拐子马”，连续取得顺昌大捷、郾城大捷和朱仙镇大捷，以致金军不得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可正在这个时候，秦桧下令班师，对岳飞连下十二道金牌，接着就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这时，第二次议和尚未达成，急忙退兵，只能是有利于对手，使宋人在军事胜利的态势下，仍然同金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这是秦桧为金国利益服务的第二个例证。

　　三、杀害岳飞。从历史记载上看，金人在南宋诸将中，最忌岳飞。金国元帅兀术给秦桧的信中说，你不断说和议和，而岳飞还要北伐，“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秦桧正是按这个指示办的。1141年十月诬陷岳飞下狱，十一月和议，十二月岳飞死，次年三月，金国使者来册封赵构为宋帝。

　　所有事实证明，秦桧是金国在南宋实际利益的代理人。但也有人认为，秦桧只是个明大局、识大体的主和派，把他说成是投降派和卖国贼，是没有根据的。

　　一、自北宋建朝以来，纳币议和一直是宋朝的国策和政局的主流。清人赵翼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北宋名相寇准对辽，韩(琦)范(仲淹)对西夏，都以议和纳币了事。而当前的情况是，金人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辽和西夏，而南宋则立足未稳，经济困难，文武不和，远弱于北宋。更重要的是，皇帝高宗赵构一心求和，秦桧纵有三头六臂，能不按高宗画下的框框纳币议和吗?因此，近人陈登元先生也认为：“秦桧在偷安半壁，中原残破之时，其所以力主和议，实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

　　二、绍兴七年(1137)，挞懒在金国主政;八年(1138)，秦桧在南宋主政，双方开始了议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第一，宋向金称臣，许每岁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第二，金将原属宋的河南、陕西等地交还给宋;第三，金将宋徽宋的棺材(此时徽宗已死于北方)和钦宗、韦后(高宗生母)交给宋。

　　上面说过，纳币求和历来就是宋人的传统，当时金国国势远强于宋，称臣纳贡是历史上弱国向强国求和的必要条件，并不是秦桧的发明。以名义上的称臣和纳一些贡，反而能收回一大片土地，不能说成是卖国。相反，河南、陕西等地早已被金人占领，他们在那里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号曰“大齐”。议和后，挞懒将伪齐废除，把地跨两省以上的土地交还给了宋朝。

　　虽说仍有许多人不满意同金人化解世仇，但对兵不血刃地收回这么大的一片土地都是高兴的。

　　就是岳飞，也很欣赏这次和约的条款，并以为和平有望，打算就此辞职。他在呈给高宗的《乞解军务第二札子》中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岳珂《鄂国金佗稡编》)正因为如此，金人把主持议和的挞懒看成是叛国者和卖国贼，《金史·宗弼传》载：“宗弼察挞懒与宋人交通赂遗，遂以河南、陕西与宋，奏请诛挞懒，复旧疆。”结果，金熙宗命令宗弼(兀术)追杀了挞懒，撕毁了和约，再次向南宋进攻。

　　可见，在金人眼里，这个和约对南宋有利，对金人不利，以议和来派秦桧卖国罪名，是不符合当时的实情的。

　　三、兀术灭了金国的主和派挞懒后，背盟攻宋，但是，却遭到了宋军的坚决抵抗和无情打击，详情前已述。于是，双方在绍兴十一年(1141)再次议和，其条款为：第一，宋向金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第二，双方以淮河为界;第三，金交还宋徽宗的棺材和韦后。

　　同上次议和条款相比：南宋称臣未变;银子和绢每年少了一半，但收回的土地却只有上次和议中的一部分，双方变成以淮河为界了;赵构死了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照样回，他的兄长钦宗却是回不来了。这一协议双方各有让步，但从总体来看，仍然谈不上南宋被卖了多少，最基本的是，南宋的地盘在自有的基础上并没减少，而是扩大了些，只是后一次协议不如前一次协议得到的更多而已。

　　宋朝失掉半壁江山，罪过在于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秦桧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淮河为界来息解金宋之争，为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巩固赢得时间。议和之后，已经打过淮河的金人退到了淮河以北。

　　议和不等于卖国。李世民向突厥称过臣，刘邦向匈奴纳过币。北宋初期，由寇准主要参与的澶渊之盟，许给辽岁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北宋纳币之先河，但我们从来没有据此就说寇准是投降派，是卖国贼。

　　其实，真正主和、误国的，是皇帝赵构。赵构是个很聪明的皇帝——有的人甚至说他“英明”——他牢牢地掌控着朝局，秦桧只是他的一颗棋子，一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鹰犬，秦桧忠实地执行赵构的意旨，因而也就成了朝臣中主和派的领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四、要评价秦桧，岳飞的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人认为，岳飞之死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所谓时代的悲剧，是指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敌我力量对比不允许他实现其雄心壮志。岳家军虽然能打，但取得的胜利毕竟是局部的，作战环境也仅限于所熟悉的中原地区。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的骑兵主力，越往北打就会越困难，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之前，有宋太宗两次伐辽的失败;之后，也有宋军自认准备充足大举进攻金国的惨败。更重要的是，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的国家政策相冲突。那是一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皇权时代，岳飞的主战妨碍了皇帝老子的议和大局，他能不被灭吗?

　　所谓个人的悲剧，是指他个人的性格缺陷。岳飞被杀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朱熹说他“恃才而不自晦”，也就是不善于保护自己。特别是有两件事直接触犯了皇帝高宗，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一是，绍兴七年(1137)四月，因高宗在军事编制、北伐等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竟耍小性子，辞职不干，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因大敌当前，不得不好言劝抚其下山，但他已为自己的被杀埋下了祸根。

　　二是同年八月，岳飞奏请立储。首先，立储之说挑明了高宗的隐痛。那时高宗才三十岁，膝下虽无子，但立宗族之子为储君为时尚早。据传，高宗逃亡之时，因惊恐过度，失去了生殖能力。岳飞的立储之请，触犯了高宗讳莫如深的“性无能”的忌讳。其次，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是宋代的祖宗家法，岳飞拥重兵而高谈废立大事，绝对地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叫立足未稳的高宗不得不胆战心惊。

　　当时，岳飞控军二十万，是南宋王朝军队的一半，且兵强将勇，足以对高宗的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但他不自收敛，违背了“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准则，有时执行命令迟缓，以致在对他的诉讼状里，有“岳飞坐拥重兵，于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留不进”之语。这当然是夸大之词，但在高宗眼里，岳飞的确有拥兵自重之嫌。特别是郾城大捷之后，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召回，也就是说，他连续十一次抗旨。值此多事之秋，一个拥兵自重、不听圣旨的将领能留着吗?仅从王朝和皇帝的个人安危而言，赵构不可能不杀岳飞。所以说，起心杀掉岳飞的是赵构，身为首相的秦桧，只是个必然的执行者而已。

　　据《刑部大理寺状》，卷入岳飞诏狱案的共计九人，由秦桧、万俟卨所拟的判决预案，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王处仁私罪流，岳云私罪徒……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看来，秦桧等人还想留岳云一命，而且判的仅是徒刑，低于流刑一等，预留了加刑空间。但是，高宗的最后裁断是：“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并依断。”

　　将岳云由徒刑超越流刑，定为斩刑，完全是高宗的狠毒，赶尽杀绝，应与秦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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