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说起太监，人们就会想到魏忠贤、李莲英——这些反面人物。紫禁城使他们出名了，至今仍臭名远扬。其实太监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帝王们阴暗的心里导致太监生理的残缺，说到底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现，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残人性的真正的刽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便如同小人得势，忘乎所以了;其实他们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在后宫中，有两类太监，一类是得势的红人；另一类就是活在皇权最皇宫里的孤魂野鬼；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一种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而大多数太监却最能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将受皮肉之苦，而且极可能丢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虽然捧红了一个李莲英，但是她勒令杖毙的太监——也是个很大的数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监的性命不见得比脚下的蚂蚁重要多少。

　　一、太监曾作为皇宫里的重权人物

　　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在历朝历代中都有成千上万的太监，暂且不去说他们的忠奸好坏，但他们都有一套超乎常人的厚黑心术，懂得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真是无所不能，有甚者更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古代的太监与嫔妃

　　在深宫里，太监与嫔妃之间又存在着哪些“潜规则”呢?长期与皇帝的夫妻生活接触，自然对太监们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有人认为这就是太监娶妻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一年之中轮不到皇帝宠幸的嫔妃非常之多，所以敬事太监常年都会受到她们的孝敬。同时有些太监也会借此机会对嫔妃做出些“不轨”的行为。

　　嫔妃的签牌要想有机会放在盘中，就需要太监的帮忙。因为这个关系，敬事房的太监就可以对这些女性下手，当然，处女他们是不能乱来的。但是一经皇帝宠幸之后，妃嫔智慧大开，可能兴趣渐浓。自然，当她们欲念旺盛时，也会饥不择食地选择太监的。毕竟太监总算是一个男性，年轻的小太监常得到亲近的机会，称“上床太监”，已经是宫中公开的秘密。如此一来，太监自然会乐此不疲，那么他们就会娶妻法定了。

　　太监也娶妻 宫女只有和太监一起

　　日本的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提出了“摆脱孤独心理说”，认为这是太监娶妻的原因。寺尾善雄在他研究太监的力作《宦官物语》一书中写道：“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主要是摆脱孤独的心理，他们在世间受白眼，遭人蔑视，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这倒也是不难理解的。”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因为宫廷生活与世隔绝，只有宫内女官才能与太监成双作对，这样就可以相互依靠?

　　太监由于已经被阉割，身体上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变态的身体慢慢会导致变态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也不能用正常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已经失去了男性的味道和能力，又不是女性，所以他们的灵魂是扭曲的，他们的心灵是没有归依的。

　　因此，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不正常的。他们会无缘无故地哭泣，会为一点小事无故发火，发怒时又会突然火气全消，喜怒无常。他们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便会摇尾乞怜，卑躬屈膝地去迎合，表现出自卑感和软弱性。

　　变态的性格导致人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们会对小孩和女性有爱情表示，也会变态地迷恋着饲养的小狗。因为他们孤独、失落，他们的心灵的空虚使他们愿意娶一个妻子回来，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孤独感。

　　还有两种观点是从医学和生理学角度出发的，认为太监娶妻跟这些相关因素有关，即净身的彻底与否和性基因的存在。

　　清朝太监小德张是自幼净身的阉人，可是他到了青春期却忽然对女性感起兴趣来了，以致到后来陆续讨了几个老婆。这件事情引起人们关于他净身不彻底的猜测。我国着名的医学博士兼文史家陈存亡，研究太监问题多年。他就认为，如果太监净身不彻底，很有可能阴茎重生，从而重新产生想法。

太监都是妃子身边的红人

　　宫廷里的小太监，每三年要看一看，每五年再查一查，看是否有凸肉长出，这是宫廷定制。但是宫廷中的事情，不能简单以常理揣测。如果某贵妃对某小太监青睐有加，那么她只要对检验的太监说一声"免了罢"，这个太监就不用受到检查。如此一来，即使那个太监有凸肉长出，也可以自由发展，终至长成。

　　除此之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家，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孩童日后送进宫当太监，所以在这些孩童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由特别的佣妇用她的巧妙手术，扭捏婴孩的下身至渐渐萎缩，天然的机能完全毁灭。这样的孩童太监，由于有可能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做伴嬉戏，那么在他们的发育期里，很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了能力。只要他们与小太子的关系非常好，宫中的检验太监也就不敢特别仔细地检查他们。

　　除了这些比较自然的情况外，还有人为的情况存在。在太监阉割的过程中，是老太监带领着发育不全的年轻人进入阉房进行手术。这种情况下，假如动刀阉割的人受了贿赂，那么新太监就可以不彻底的净身，只要留着部分根茎，那么就有重生的希望。同样，入宫的检验也可以通过贿赂过关。

　　太监都是太妃身边的红人

　　站在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发育不久而又没有阉割干净，这样的情况下，人体强大的发育功能很有可能使人阴茎重生。上面讲的几种情况都是这样，即太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监了。要是一个英俊可爱的太监，被派在深宫中服侍一个贵妃，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贵妃独居深宫，久而生怨，而太监无论如何毕竟是男性，于是就把面目俊秀的年轻太监，拉上床去，即使拥抱而卧一番。

　　对于贵妃而言，也有相当的情趣。那么如果有不是太监的太监出现，岂非更遂人愿?也就是说，贵妃对阉割未净的太监，有着很大的期望，如此一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在明朝人的笔记如《枣林杂俎》中，就有关于魏忠贤"玉茎重生"，生理学角度也有关于"基因启动"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起因是1988年国外医学界轰动一时的一件趣闻。某国有一个男孩，在他周岁的时候因一次医疗事故而失去了阴茎。为了孩子幸福，父母与医生商量，决定改变一下孩子的性别，将其男子的性腺全部根除，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促使他出现女性的第二特征。现代科技的手术当然比太监净身要彻底得多了，而且医生给这个男孩做了人工阴*道，并且从小开始，他的父母都把他当作女孩来定向培养。就这样十四年过去了，这“姑娘”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太监娶妻

　　正当这个不平凡的实验即将获得成功之际，始料不及的变化发生了。这位"姑娘"突然只对"同性"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做个"男子"。无疑，手术已经宣告失败。

　　有一种先天性畸形的“阴阳人”，体内兼有男女两种器官，或外表看上去像男性(或女性)，实际上其器官是女(或男)，只不过都有缺陷或畸形而已。医学实践证明，对这种情况的性改造手术是可以成功的。但像上述情况那样，完全人为地把一个正常的男童改变为女性，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生理学上的这个重大发现，为太监娶妻提供了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太监虽然失去了男性的器官，但他仍然是个男人，到了青春期自然有接近女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学者孔宪璋等人认为，性基因的启动才是太监娶妻的根本原因。

　　以上种种关于太监娶妻问题的说法，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太监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单单从一个方面就得出结论。要想真正揭开这个谜团，那么应该将历史、环境、心理、医学等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找到答案的一天。

　　历史上娶妻饿太监有哪些？

　　按常理说，太监是不适宜娶妻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太监娶妻却司空见惯。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太监娶妻、夺妻的记载历代都有，可谓史不绝书。太监娶妻成家，见于史载的较早例证当是秦、汉时期的赵高。《史记·李斯列传》曾提及赵高有女婿阎乐，官任咸阳令。有女婿必有女儿，但据史籍有关记载，赵高系自幼阉割，显然不具备生育能力，此女当为赵高养女无疑。赵高既能收养子女，娶妻成家应该是可能的。由此而后，太监娶妻成家的记载越来越多。

　　至东汉时期，太监势力急剧膨胀，乃出现了“常侍黄门亦广妻娶”的情形，桓帝时单超等“五侯”，更“多娶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这表明娶妻纳妾至晚在东汉时期已成为太监的合法权利。

　　进入唐代之后，太监娶妻更为普遍。玄宗时的大太监高力士偶然见到刀笔吏吕玄晤的女儿，见其容貌秀美，举止娴雅，惊为天人，遂娶之为妻。吕玄晤随即被擢为少卿，后出任刺史。隶宗时权阉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元擢也因此当上了梁州刺史。曾历仕顺、宪、穆、敬、文、武六朝的大太监仇世良娶妻胡氏，乃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胡承恩之女。胡氏嫁给仇世良后，妻以夫贵，得封鲁国夫人。

　　明太祖朱元璋时，曾严禁宦官(明朝称太监为宦官)娶妻，但收效甚微，不久便成为一纸空文。明宣宗时，宦官陈芜备受宠信，宣宗先赐名“王瑾”，又将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后世由皇帝亲自赐赏妻室者尽管已不多见，但明代宦官娶妻成家相沿成俗。

　　清朝太监管束极严

　　清代对太监管束极严，但娶妻成家之事仍很多见。清末著名权阉小德张曾在妓馆中结识了一个叫方金翠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娼主也极力奉迎。方金翠对小德张伺候十分周到，小德张吐痰时总要方金翠以口承接，然后再由方吐入痰盂，所以一时传闻很多，称“过笼痰筒”。小德张对其相当满意，便想买方金翠从良。娼主见此良机，拼命抬高价格，小德张也准备同意。殊料方金翠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还是处女。小德张一气之下，在另一家买了一个名为张小仙的处女为妻。

　　太监娶妻当然是有其婚但不能行其实，所谓“竖宦之人，亦复虚有形势，威逼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但历史上也有一些可耻可卑的太监，利用妻子谋取官位。五代时蜀主王衍曾与宦官王承休的妻子私通。王承休得知后，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怂恿其妻继续与皇上私通以求宠幸，结果当上了天雄军节度使。

　　清末发了大财的太监娶的妻妾都很漂亮，一些人还倚仗年轻漂亮的老婆为其联络权贵、拉拢同行。御膳房首领太监古玉秀，没有哪点出众的地方，就凭着他年轻漂亮的老婆替他奔走，结果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地位。当然，更多的是女性家中父兄因贪图富贵而将其嫁与太监，如吕玄晤将女儿嫁与高力士、元擢将女儿嫁与李辅国都属这种情形。

　　太监得势的时代 民间掀起“自宫潮”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怜其不幸好。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士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二、古代中国太监不为人知的血泪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