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康熙皇帝果真微服私访过民间吗?事实上，康熙皇帝作为专制君主，是不可能深入民间接近群众的，他的微服私访故事与史无证，不过属于后世的戏说而已。

　　虽然康熙皇帝未必有过微服私访，但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帝之一。《圣祖仁皇帝圣训》设有“省方”类目，记载康熙皇帝有关巡幸的一些谕旨，表明康熙皇帝的行政特色。省方，就是视察四方。翻开《清圣祖实录》，有关康熙皇帝巡幸的记载连篇累牍。他东巡山东，西巡陕西，北巡塞外，南巡江浙，京畿之地更是频繁巡视之地。巍峨泰山、名胜孔府、壮丽五台、苍莽草原、清秀水乡都留下了康熙皇帝的足迹，不过他的巡视主要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出于政务的考虑，从这个角度看，康熙巡幸是勤政的反映。

　　我们还是看看康熙皇帝巡视地方的一些具体情形，以了解康熙巡幸的历史面貌。康熙皇帝最有代表性的巡视是六次南巡。南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黄淮冲决为患”的问题，亲历河道，寻求治河方案，考察治河工程;同时周知吏治，观览民情。南巡主要走水路运河，御舟自京而下，途径直隶(今河北)、山东、江浙，最远到达苏杭。

　　康熙皇帝十分注意巡幸，尽量避免骚扰百姓。他要求凡巡幸一切需用之物，皆从节俭，巡幸需用草豆木炭食物，概勿令地方官派取民间，扰害百姓，由衙门照时价采买供给。巡幸时常带负责监察的科道官，稽查强行买卖扰害百姓者。要求地方文武大小官员不许与扈从官员以戚友送礼，对于馈送收受人员，“以军法从事”，其扈从大小官员及随往仆役，如有横行生事扰民者，一并从重治罪。还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声明发现地方官私征，定行从重治罪。要求凡经过地方，百姓须各安生业，照常生活，不得迁移远避，反滋扰累。康熙皇帝巡视也注意减少随从人员，轻装南下，巡视堤堰，沿途皆设营幄，不御屋庐。康熙皇帝说自己“便道至浙江观风问俗，简约仪从，卤簿不设，扈从者仅三百余人”。据此可知简约情形下他的巡视队伍规模。巡幸驻跸之处，他说也未有超过三日的，担心扈从人众，恐多留一日即滋百姓一日之扰。可见他注意节制，尽量少给百姓找麻烦。

　　尽管如此，地方官害怕接驾不周，同时也想借机敛钱，还是有扰害百姓之事的。康熙皇帝就曾说：各省不肖官员借口修理行宫，供备器物，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动用正项钱粮。说是捐俸偿还，并不偿补，及至亏空数多，复加倍私派科敛肥己，以致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种种弊端，不可胜指。巡幸免不了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

　　康熙皇帝认为：“百姓足则国家充裕，若期比屋丰盈，必以蠲租减赋，除其杂派为先。”同时他为了减轻巡幸沿途百姓的负担，经常蠲免沿途地区的地丁钱粮。如第二次南巡，将江南全省积年民欠一应地丁钱粮、屯粱芦课、米麦豆杂税二百二十余万概与蠲除。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皇帝第三次南巡，看见淮扬一路既困潦灾，所过州县耕获、市场不及以前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第一、二次南巡时，认为：“此皆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不能使实惠及民”，因此“亟思拯恤，截留漕粮，宽免积欠”。采取切实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他也认识到，蠲免钱粮原为百姓小民，然而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获甚微，无田穷民未必均沾实惠，约计人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余皆赁地出租，所余之粮仅能度日。于是要求地主也要给佃户适当免收地租，调整主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大量蠲免钱粮，民间有建立碑亭称颂的，康熙皇帝担心此举各地仿效，未免致损民力，下令停止建造。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驻跸苏州府城内，正逢生日万寿节，官民奏进各种食物。康熙皇帝以“因阅视河工，巡访风俗而来，非为诞辰也”，谢绝礼物。

　　康熙皇帝还以江南浙江为人文萃集之地，入学名额应酌量加增，又于府学分大中小各增五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也有同江南知识分子联络感情作用。

　　清朝常有百姓拦截官舆告状之事发生，皇帝的舆轿被拦阻，势必影响巡视进展，也不利于安全。于是还严禁军民怀奸挟诈，希逞私愤，善于驻跸处所告讦;倘有妄控，除所告事不与准理外，仍严加治罪。从这一点看，康熙皇帝是不会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

　　但是，康熙皇帝巡幸也不是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因不严警跸，百姓男女老幼奔走杂沓，瞻望恐后，高岸水次，甚至有倾跌之虞。于是要求百姓：“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康熙皇帝巡视山东时，所经城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皇帝询问道路旁的百姓收成情况，得知“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一般来说，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由陆路西巡，经过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旁。康熙皇帝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利弊，据说大家都畅所欲言。康熙皇帝曾巡幸至德州，见有一二灾民流移道路，于是询问疾苦，表示关心。

　　康熙皇帝自称通过到处巡幸，因此风俗民情无不洞悉。巡视南方时注意米价的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防止米价上涨;关心全国各地纳税交银而加征的钱粮火耗数量，反对官员加重火耗;了解到江浙人喜好争讼，告诫改变风尚;认为江南人习尚奢靡，家无储蓄，山西商人多在当地经商，勤俭生活，故多富饶，倡导移风易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皇帝对大臣说：“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历朕怀。”这是他巡视地方得到的民生印象，非端居宫中的帝王可比。康熙皇帝评价说：江浙山东等处地方官，因他不时巡幸，各加勉力，操守皆优，山陕官员则劣甚。并说他恨贪污之吏，更过于搞分裂反叛的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策划平息噶尔丹就好了。

　　巡视使康熙皇帝了解到一些民间具体情况，对于行政决策起到了好的作用。如他针对各省督抚上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增加之数全部上报。于是说他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其他人并无差徭，共享安乐。西南平定以来，人口日增，土地开垦耕种，生齿实繁。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皇帝巡视地方也不耽误工作。如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规定奏章俱三日一送行在(“行在”是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本指京都。后泛指皇帝所到之处。)，有时内阁送来的时间晚了，他要批阅到深夜。

　　康熙皇帝以频繁的巡视地方，关心民生，处理政务，给人们留下了“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为以后的皇帝树立了榜样。至于康熙皇帝微服私访民间的故事，也只是后来者根据他六次南巡的史实编造出来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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