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女沙皇”则毫不掩饰地回答说：“当然是对健壮身材和男人的雄风了。健壮身材和男人的雄风总是让我心动不已。”

　　俄罗斯人似乎觉得男欢女爱、风流倜傥，属于关上卧室、床底之间的“私生活”;可惜，俄罗斯部像法兰西那么风花雪月，即便当政的“一把手”玩女人，也无可厚非。其实，俄国人还是讲究传统和礼仪的，要不，著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凭什么结婚八年，居然没有一次“床笫之欢”，她依然是一位值得珍惜的处女呢。

　　俄罗斯人似乎觉得男欢女爱、风流倜傥，属于关上卧室、床底之间的“私生活”;可惜，俄罗斯部像法兰西那么风花雪月，即便当政的“一把手”玩女人，也无可厚非。其实，俄国人还是讲究传统和礼仪的，要不，著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凭什么结婚八年，居然没有一次“床笫之欢”，她依然是一位值得珍惜的处女呢。(下图：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有趣的是，俄罗斯姑娘也犯“桃花运”，这位处女居然与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闹起了“床上戏”。从此，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发不可收，接着，“男宠”或者“面首”凑成了一大群。这位权力巅峰的女人，确实急需从男人的怀抱里，找回女人的快乐和尊严。

　　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她的窝囊丈夫——彼得三世手里，公开地夺取了政权。此后34年当中，早已不是处女的“女沙皇”，一直把皇权抓得牢牢的。既然朝堂上无事，那么，卧床上就该桃花朵朵开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碰不着管束自己的老板了，于是，肆无忌惮地放纵于声色之中。她对英俊的“面首”们，显露出相当贪婪的“胃口”，那些行为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她简直不是女人，活活是个女妖!”这些只是外界对这位经历奇特的“女沙皇”，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褒贬评述。可惜，“女沙皇”早已醉卧深宫，寻欢取乐，那些飘在窗外的零碎事儿，她根本就听不到了。

　　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先生跟“女沙皇”走得挺近，他们谈起个人的“私生活”居然非常随便，“女沙皇”依旧爱面子，她一如既往地坚称自己，在男女关系上严于律己，绝对是“忠贞不二”的。伏尔泰笑了，追问道：“那你对谁忠贞不二呢?”“女沙皇”则毫不掩饰地回答说：“当然是对健壮身材和男人的雄风了。健壮身材和男人的雄风总是让我心动不已。”

　　就是这样一位风流成性、纵情声色的“女沙皇”，居然却对一位中国男人十分青睐和崇拜。

　　那么，这位中国的皇帝究竟是谁?为什么一个中国的皇帝深受俄国女沙皇的青睐和崇拜呢?

　　其实，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最青睐和崇拜的中国皇帝就是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也就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这伟大清王朝的五世皇帝在位的时间从公元 1723年至1736年只有短短的十三年，但是，他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却远比乃父康熙要深刻得多。这主要是他的一篇“传子遗诏”被翻译成俄文、而且得到广为流传的结果。

　　当雍正皇帝死后三十五年之时，他的遗诏被俄国人看中，由早期汉学家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译成俄文，发表在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杂志《爱说闲话的人》1770 年7月出版的第二期上，题为《中国汗雍正给儿子的遗嘱》。过了两年，即公元1772年，列昂季耶夫编成他的中国译文集出版，书名为《 中国的思想》，再次收入了那篇“传子遗诏”，从而使该文继续流传，广为知晓。

　　雍正皇帝的那篇文字原题为《雍正遗诏》，见于《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页二十至二十四。是雍正皇帝对继承者乾隆等人的遗嘱，作于公元 1735年，即雍正十二年。

　　那么，俄国人看中它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雍正对自己的儿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说的“朝乾夕惕，励精图治”的话，就是期望未来的乾隆皇帝能够“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祗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之”。应该说，这也是当时俄国人期望于“明君”的最高理想。

　　当时恰值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当政。这位女沙皇即位之初，便作出姿态接受“启蒙思想”的指导，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自由，编辑出版杂志，并亲自执笔，在俄国社会煽起了颇为强劲的启蒙主义思潮。而叶卡捷琳娜所要接受的“启蒙思想”指导和“开明君主”制度，所指的正是中国的大清王朝和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

　　《爱说闲话的人》杂志主编诺维科夫正是启蒙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把雍正对皇太子们的遗嘱当作“ 开明君主”的原则来宣传，在他们心目中，雍正的话当然是理想君主的行为准则。于是，这些宣传便深深地感染了这位俄国的女沙皇。

　　但是，俄国的现实又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的宣告相去甚远。叶卡捷琳娜为标榜自己的“德政”，甚至写信告诉伏尔泰，说在俄国农民如果想吃鸡就 可以随意吃到。而现实是农民在大批破产和死亡。

　　诺维科夫办讽刺杂志宗旨是揭露讽刺具体的社会丑恶，施以无情的鞭笞。但是雍正的遗诏中并无讽刺的话语可以引用，相反，倒是有他描述的君主正气：“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显然，雍正皇帝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又是一位理想的君主。

　　不仅如此，俄国人还把雍正皇帝治理下的大清王朝，当作最理想的国度。这从杂志的编排便可看得出来，放在刊头的是雍正皇帝的话，摆明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在刊末却特意登出了启蒙主义作家冯·维辛的一首讽刺俄国现实社会的打油诗《致仆人书简》，指出：在俄国“人人尔虞我诈， 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而大贵族总想骗皇上……拿吧， 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是从编排上显出的一种独特的讽刺手法，通过对照向读者暗示：当今最理想的国度不在俄罗斯，而在位于东方的大清王朝。足见在俄国人的心目中，雍正皇帝治理下的大清帝国也是理想的社会。

　　十八世纪的俄国人士不仅注意到大清王朝，而且竟然用雍正皇帝写的文章去挑战沙皇专制的弊端。这毕竟是历史上中俄文化交往中的一段颇有意味的插曲。

　　当年俄国东正教驻中国北京的传教士团，主要任务还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多方面地了解和调查大清帝国，尤其是宫廷和官府的情况。但是关于“雍正传子遗诏”的俄译情况，还是值得一谈的。

　　雍正皇帝传子遗诏能在俄国流传，除了其本人的治国业绩享有声望外，主要得力于俄国翻译学者的学识和俄译文的准确。俄国翻译学者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能够从众多的文籍中选出那份遗诏加以译介，绝非偶然，而是有广博的中国乡情知识为基础的。他出生于莫斯科教堂工作人员之家，从1738年起就入汉语学校，学习三年之后，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接着就以学员的身份随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于1742年来华，在京住了十二年，至1755年回国，立即被派往外交部和科学家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为止一生有近五十年在从事满学的工作，即便只算到1770年他译出雍正皇帝遗诏为止，也已有三十余年的实践经历。

　　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在华期间，曾经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汉、满语的翻译工作，并在俄语学校任教。而他在京时间恰好雍正皇帝死后不久而乾隆在位，于是，他对于中国的前后任皇帝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使他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有了明确的选择。从实际成果看，除了雍正皇帝遗诏外，他还有大量翻译手稿，内容涉及中国史地、中俄关系、政制刑法、哲学伦理和上谕等等，在1771年至1786 年出版的译文就有二十一种。十八世纪，俄国共出版有关中国书籍和论文一百二十种，而他的译文即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况且许多译文还算得上是欧洲的第一次译本。

　　说起来，列昂季耶夫的俄译文最为忠实通顺。《雍正遗诏》的俄译人名译音显示，有些不似汉文，显然从满文译的。因按惯例清朝皇帝的圣旨都备有满、汉两种文本。较大的改动是他依照欧洲读者的接受习惯，把诏书分成段落，而且在每段落的开头加上呼语，使得每段意思更为清晰。在诏书起首加上“上天保佑的大皇帝!” 文中则在加有“亲王和大臣们”，有的 则直指继承人未来的乾隆帝，说“弘历，现在我向你说几句话”。

　　当然，也有的译文句子之间加上了一两句话，类似注解，使得俄文读者更易理解，也显出译者对清廷几代皇帝与皇子之间有了解和研究。例如在“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之后，增加了一句话：“他显然是希望弘历能成为我皇位的真正继承者”。

　　再如：遗诏原文说到乾隆“与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实属一体， 尤当诚心友爱”之后，俄译又加上了一句话：“弘历!勿忘你的小兄弟弘昼”。

　　当然，也有可能是满文本原有而在汉文本里没有的。无论如何，那总是译者外文水平和国情知识的见证，说明自康熙时期开始的中俄正式交往以后，文书的翻译已经提升到了相当的水平，并且成长出最早的俄国汉学家和满学家了。也正是因为这些俄国汉学家和满学家的勤奋和努力，才让俄国的女沙皇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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