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高滔滔是一位极具影响力却又充满争议的人物。她以宣仁圣烈皇后的身份，在北宋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司马光赞誉为“女中尧舜”，然而宋哲宗对她的评价却截然相反，甚至在亲政后对其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与仇恨。
出身显赫，青梅竹马成佳偶
高滔滔出身名门，其曾祖父高琼是北宋名将，祖父高继勋、父亲高遵甫也皆为朝中要员。她的母系家族同样显赫，母亲是开国大将、枢密使曹彬的女儿，宋仁宗曹皇后的亲姐姐。自幼，高滔滔便在宫中曹皇后的身边长大，接受宫廷的礼仪与教育。当时，英宗赵曙还是太子，与高滔滔同岁，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仁宗见他们情投意合，便有意撮合，最终高滔滔与赵曙在濮阳行宫大婚，先后生下四子四女，感情深厚。英宗即位后，于治平二年册封高氏为皇后，这段婚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联姻，为高滔滔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临朝称制，力挽狂澜稳朝局
英宗在位仅四年便驾崩，神宗继位。神宗重病时，意识到“国不能一日无主”，奏请高滔滔垂帘听政，神宗也颁布诏令请求太后暂理朝政。神宗驾崩后，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主少国疑，外有辽国、西夏虎视眈眈，赵氏基业危机四伏。高滔滔作为神宗的母亲、哲宗的祖母，“受命于危难之间”，在朝臣支持下临朝称制，力扶危局。
高滔滔执政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她任命司马光、吕公著为相，令他们同心辅助政事，一时名士贤才云集于朝廷。她与民生息，下令遣散修缮皇城的役夫，裁减皇城守卫，停止后宫工技之役，废除导洛司，罢免不守法的近侍，戒令朝廷及地方官员不得苛征暴敛，放宽民间养马的限制。这些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宋哲宗时期成为北宋最后一个经济繁荣、百姓安定、政治清明、国势较强的时期。
反对变法，埋下党争祸根
然而，高滔滔在政治理念上与神宗和哲宗背道而驰。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高滔滔坚决反对变法，认为变法并不适合大宋江山的运行。神宗去世后，她启用司马光等人，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废除新法，恢复旧法。司马光等人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将废除新法说成纠正神宗的错误，这引起了哲宗的极度不满。
高滔滔的这一举措导致新旧党争激烈，朝廷陷入混乱。新党被打压，变法派官员如蔡确、吕惠卿等被贬谪，而旧党内部也因争权夺利产生矛盾。这种党争不仅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力量，也为北宋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严管哲宗，引发逆反心理
高滔滔对哲宗的管束极为严厉，这进一步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在日常生活方面，她派出十几个宫女名义上是照顾哲宗生活，实际上是监视其一举一动。哲宗十四岁时，宫中传出寻找乳母的传闻，旧党大臣刘安世、范祖禹听说后便上书激辩，让哲宗非常难堪。他们认为哲宗年纪还小，不能够近女色，高滔滔虽然以宋神宗留下的公主需要为由尽心掩饰，但回头就对十几个宫女严加拷问，这让哲宗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惧。
在政治方面，哲宗亲政前，高滔滔与旧党大臣独揽朝政，对哲宗的意见置若罔闻。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滔滔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滔滔奏事时，恰好背对哲宗，以至于哲宗亲政后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这种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感觉，让哲宗对高滔滔和大臣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逆反心理。
哲宗亲政，否定高滔滔功绩
高滔滔去世后，哲宗亲政，立刻对旧党展开清算。他大肆贬斥高滔滔重用的保守派官员，大肆重新起用被高滔滔贬斥的变法派官员。哲宗拒绝部分官员要求他学习宋仁宗对高滔滔予以公开肯定的建议，甚至让帮助自己起草诏书的官员林希在公开的诏书或诏令中，以“老奸擅国”来评价高滔滔。
哲宗之所以如此仇恨高滔滔，一方面是因为高滔滔全面否定神宗的变法，违背了他的政治理念和父亲的遗愿；另一方面，高滔滔对他的严管和压制，让他在亲政前长期处于傀儡皇帝的地位，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能。此外，高滔滔对哲宗生母朱氏的打压，也让哲宗感到憋屈和愤怒。朱氏本是哲宗的生母，按照礼法应被尊为皇太后，但高滔滔却将其升为尴尬的皇太妃，这让哲宗对高滔滔更加不满。
高滔滔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她既有卓越的执政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被司马光赞誉为“女中尧舜”，为北宋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她在政治理念上的保守和对哲宗的严管，又引发了新旧党争，激化了与哲宗的矛盾，给北宋朝廷带来了负面影响。她的历史形象，如同北宋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既闪耀着光芒，又带着一丝苦涩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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