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的军队在战败时就变得更加横暴，他们往往把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由于本身的胆怯而惩治他们的将领;在罗马人那里，执政官则把临阵脱逃的士兵的十分之一处死，然后再率领其余的人去杀敌。”
——出自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
孟德斯鸠在分析“新兴国家”罗马战胜老牌强国迦太基，取得布匿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比较了两国面对失败的态度。但喜欢下结论的孟老师在这段话里，故意省略了罗马将领和迦太基士兵的责任。
罗马士兵以公民兵为主，当兵就相当于缴纳直接税，临阵脱逃意味逃避义务，受到处罚乃天经地义，士兵认了。而迦太基的兵大多是来自努比底亚、高卢和西班牙野蛮部落的雇佣兵，打了败仗士兵就作鸟兽散，想惩罚也无从罚。
罗马对士兵如此严厉，对打了败仗的将领如何呢?
现在的影视有些误导，似乎那个时代的罗马百战百胜。其实，罗马人也经常吃败仗，他们曾经败给埃特鲁斯坎人，败给高卢人，败给萨莫奈人，败给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当然，也败给过迦太基人。
在与山岳民族萨莫奈人的对抗中，罗马人曾经历过“考地乌姆耻辱”。公元前321年，听信假情报的罗马大军以为前面就是平原，在执政官的带领下一路开进考地乌姆峡谷，可萨莫奈人早已在峡谷布下天罗地网，罗马士兵一次次突围都告失败，粮食吃光了只能杀马充饥，后来马匹也没了，罗马军团终于不战而降。
罗马人可以败退，但还没有习惯投降。萨莫奈人要求罗马士兵脱去盔甲、衣服，像奴隶一样只剩白色短衣，对罗马自由民来说，这样的穿着意味着半裸体。而萨莫奈人的惩罚还不止于此，他们对走过面前的罗马人不断辱骂，甚至用锐利的矛刺扎，不少罗马士兵受伤倒地当场身亡。此外，被扣押的600名罗马人质被关进萨莫奈人的监狱。
这是刻骨铭心的耻辱。但是，当侥幸生存下的罗马士兵回到自己的土地时，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而败军之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另一次败仗发生在公元前255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进入第10个年头时，执政官雷古鲁斯急功近利想速战速决，却被迦太基人打得一败涂地，8000多罗马士兵战死沙场，仅2000人逃生，包括雷古鲁斯在内的500名罗马人成了俘虏。祸不单行，新组建不久的罗马海军为他们报仇雪恨，但在返回西西里岛时遭遇暴风雨，统率海军的罗马将领完全不了解大海，又听不进舵手的意见，强行要求向海岸靠拢，结果酿成地中海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件，230艘战船只剩下80艘，6万罗马人在大海上丧命。
战败和事故都是将领的责任。我们先看雷古鲁斯，迦太基人在和谈时带上他作为和谈使节，命他游说元老院，让罗马全面放弃西西里岛。但前执政官回到罗马后，完全无视监督他的迦太基人，不仅没有帮迦太基人游说元老院，反而劝说元老院不要接受和谈条件。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正是元老院意志消沉的时候，当他们听懂雷古鲁斯的真实想法后，恢复了勇气和信心，拒绝了和约。
而雷古鲁斯，他守约回到迦太基，被塞进一个圆形笼子，像足球一样被大象践踏而死。这是他的命运，在重回罗马时，他就清楚自己的下场。
第二年春天，在两位执政官和两位前执政官的带领下，罗马军队兵分海陆两路浩浩荡荡向西西里岛进发。而执政官之一西庇阿，在罗马刚刚成立海军的那一年就被迦太基人抓获，两国交换俘虏时才回到罗马。两位前执政官正是上次海难的直接责任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并没有被问责。
当然，也不能说罗马对败军之将完全放任不管。公元前249年，罗马海军遭遇组建以来的第一次败仗，220艘战船中，93艘被迦太基人缴获，30艘沉入海底，2万多士兵葬身大海，执政官普尔克尔被召回罗马罚款1.2万银币。但这一处罚不是为了追究打败仗的责任，而是因为他在出征前进行的鸟卜仪式上，冒犯了宗教信仰。
罗马有史以来最惨痛的败仗是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是年8月2日，迦太基的天才军事家汉尼拔抓住罗马轮值总指挥官瓦罗的性格弱点，出其不意，在击溃罗马骑兵后，以5万步兵对7万罗马步兵实施围歼。这一仗，执政官埃米利乌斯战死疆场，上一年度执政官、指挥重装步兵部队的塞尔维利乌斯阵亡，独裁官时代担任费边副官的米努基乌斯被杀，加入骑兵队及重装步兵团的80位元老无一幸存，7万罗马士兵牺牲，1万人被俘——这是罗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所幸，瓦罗带着50骑兵侥幸逃生。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记载：当执政官瓦罗因为处置乖张和行动错误，以致被敌人击败，满怀羞愧和屈辱之情逃离战场回到家园的时候，全体元老院议员和罗马市民到城门迎接，用尊重和恭敬的态度表示慰勉之意。等到场面安静下来，高阶官员和元老院资深议员，包括前独裁官费边在内，全都当着人民的面公开赞扬，遭遇这样重大的损失之后，他对于国家的前途没有感到绝望，仍旧回来主持政府的事务，执行法律的规定，帮助同胞解救未来的苦难。
这位希腊历史学家对此由衷感叹道，“我们对于罗马人所表现的崇高精神和镇静态度，应该给予格外的敬佩。”
还要补充说明的有两点：一、前独裁官费边享有“拖延者”的外号，主张打持久战，对瓦罗的急进战略一直耿耿于怀。坎尼会战失利后费边冰释前嫌，建议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瓦罗独裁官，瓦罗因羞愧才拒不接受。二、19岁的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也就是后来战胜汉尼拔的罗马统帅，从另一路成功逃脱。汉尼拔要是知道他是自己的命中克星，一定后悔莫及。
罗马的败军之将不受处罚，这与现代政治理念中的问责制似乎有很大出入。那么，罗马为何不像迦太基人一样对“问题官员”实施问责呢?孟德斯鸠老师认为是因为罗马人比对方更自信，更文明。
日本人盐野七生在她的《罗马人的故事》中分析有三个原因：一、在罗马人的意识中，个人的胜利只有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共同体内，肩负责任却惨遭失败的人，内心会因为羞愧而备受煎熬，这样的惩罚足够了，没有必要对他免职或向他问罪。二、经历了战败后的罗马人更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善于向战胜自己的对手学习，而且罗马人永不服输，一定会在下一次把失败加倍地返还给对手。三、共和政体下，尤其是公元前367年《李锡尼法》出台后，罗马的所有国家官职向平民开放，当选执政官的既有贵族也有平民，惩戒战败责任者难免成为内部分裂的导火索，无论是哪一方都不会服气。
这三条理由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还应加上一条，罗马人是基于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信念：人有选择的自由，但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作为军事统率的罗马执政官是大家选举出来的，他的失败也就是大家的失败，如果觉得打了败仗有利于吸取教训，作为罗马公民的士兵，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觉得这位将领是一位平庸之辈，当初是一次错误的选择，很简单，下一个年度，不选他就是。所以，罗马人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问题官员”问责或者复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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