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画院:皇帝亲自去充当老师的艺术美院
趣历史 2015-02-04 16:59:04

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政治作为和艺术成就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很容易让人推理出他是个艺术坯子,不谙政事,“独不能为君”。其实对徽宗政治才能的评价并不能如此简单论定。从他在艺术方面的过人智慧和对艺术的精细态度来推断,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是糊涂蛋。本文倒不是想论断徽宗的政治面目,谈徽宗还是更应该从他的画还有画院谈起,由此来反观宋代的人文传统乃至政治亦十分有趣。

中国之画院创设于晚唐五代。此前汉代皇家没有画室。敦煌榆林窟里,有“都勾当画院使”等题名,这是统治当地的曹氏世家创设画院的记录。五代西蜀和南唐正式从翰林院中分设出翰林图画院。宋太祖篡周后即建翰林图画院。不惟太祖,北宋的许多皇帝,如太宗、仁宗、神宗,当然还有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均有绘画艺术修养,他们对画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徽宗手里,画院便不仅仅是供养画家的地方,还建制设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美术学院。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当时这所学院有一套课程计划和教学方法,还有一定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以及寄宿安排等。绘画被并入科举取士之列。

入学考试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诗句命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获第一名的画一群蜂蝶追逐飞奔的马蹄。“嫩绿枝头红一点”,第一名的仅画一美人依栏而立,唇上一点红,与绿柳相映。“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第二名以下皆画空舟系于岸侧,或一鹭立于舷间,或鸦栖于篷背,第一名的则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舟。其意不在舟中无人,而表现无行人出没。“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竹锁桥边卖酒家”,众皆向酒家上下工夫,唯大画家李唐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徽宗喜其得“锁”字。招生对象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和由民间工匠而来的“杂流”。入选的授职位,分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等级,未得职位称画学生。以命题作画和士流杂流共职的方法选拔人才,体现了竞争的公平性,能保证入选者有较整齐的水平,但却限制了艺术创造性的发挥,特别是对生活感受深层次的表现。由“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鼓励画家去卖弄一时的巧智,也容易带来空洞抽象的习气和画风。这又是画院自创办那日起便有的悖谬。事实上,这些画家一旦入画院,基本上要按宫廷的意图来作画,会意者受奖或晋爵。比如宣和年间(1119—1126年)薛志画鹤称旨,“赏赉十倍”,又刘思义画御容称旨,晋升待诏。不合意者会招来斥责。据说画工创作时还须先呈一个初步的稿子,经审查通过才可加工完成。徽宗会时不时来审察,稍不如意,便加批评,命令另选题材。许多时候还是以皇帝的性情用事。

画院的学制班次分成三舍三等,仿的是太学制。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每月私试一次,由教师考。每年公试一次,过关补入内舍。隔年舍试一次,补上舍。上舍生分三等,上等的任官,中等的免礼部试,下等的免解试。考题与入学命题方法相似。在课程的设计上,分专业课和公共课两类。专业课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门,公共课为《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还是比较注意培养学生全面素养的。这种格局与现代美术教育是很相似的。

宋徽宗对教学非常严格,还亲自去当“教授”。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所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又要求画士们深入观察写生。据宋人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恰好有孔雀在其下,徽宗一高兴,便命画士们把它画下来。大家各显神通,但孔雀上石墩都被画成先抬右脚。徽宗说画得不对头,大家莫名其妙。最后他降旨说:“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众人叹服。又有一次徽宗在龙德宫看见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图,听说作者还是个少年新进,便大加褒赏。近侍问其故,他说:“很少有人能画月季的,因为它四季朝暮花蕊叶片均不同。这幅画画的是春天日中时的月季,一点儿不差,所以要重赏。”如此细致的观察和严格的要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徽宗自己不仅喜爱填词,而且独创一格的瘦金体书法也相当精巧,于花鸟山水绘画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传为他画的《池塘秋晚图》、《柳鸦图》、《桃鸠图》、《五色鹦鹉图》表现手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雪江归棹图》、《听琴图》可见他对北宋诸家的巧取妙用。而临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则可看出其深厚的传统功力。由于徽宗的严格要求再加上他自己的示范,这所画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南宋的名家李唐、苏汉臣等许多画家均出自这个画院。画《千里江山图卷》的少年天才王希孟也是画院的学生。他几次把画呈送徽宗,开头画得不怎么好,但徽宗发现他是可造之才,便亲授技法,使他不到半年便画出了这幅名画。那时他才18岁。

前面说过,经过考试入院的画士们一开头便发展了巧智,这种巧智,再经严格的升学晋级制?和严谨的教学训练,造就出来的艺术会是一种什么面貌呢?首先还是巧。宋人院画之巧达于无以复加而且大巧若拙的境地。院画总体来说属工笔,而这种工笔画无论用笔还是设色,特别是构图,全然没有造作之气,简洁、典雅、空灵。其次是写实。比如羽毛画得如真的一般,全然一片“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风尚。既要写实,又不失空灵,真是奇迹。不过,院画对“物外形”下的生命、生活意义的表现却是有点儿苍白的。我们从《货郎图》、《听琴图》中看到的市井风俗,或许是院画家们所理解的生活真相的极限。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院画之与宋徽宗之与宋朝。宋代的皇帝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条件下,都会做精致的梦,犹如徽宗画画。徽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在他精致的梦里,南宋高宗于小朝廷也过得富有色彩。前面的太宗、仁宗、神宗、哲宗,均有一种巧思,他们一次次设计精密的改革方案,企图用计谋来强大国家。但是这些计谋是理想主义的画境,离治国之根本总有些距离。宋代的士大夫文章也写得很巧,我们不能不推他们为天才。但这些天才的文章美则美矣,于做事上往往很难对号。活在宋代的好处是,你可以编织一个精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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