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政治作为和艺术成就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很容易让人推理出他是个艺术坯子，不谙政事，“独不能为君”。其实对徽宗政治才能的评价并不能如此简单论定。从他在艺术方面的过人智慧和对艺术的精细态度来推断，他做任何事都不会是糊涂蛋。本文倒不是想论断徽宗的政治面目，谈徽宗还是更应该从他的画还有画院谈起，由此来反观宋代的人文传统乃至政治亦十分有趣。

中国之画院创设于晚唐五代。此前汉代皇家没有画室。敦煌榆林窟里，有“都勾当画院使”等题名，这是统治当地的曹氏世家创设画院的记录。五代西蜀和南唐正式从翰林院中分设出翰林图画院。宋太祖篡周后即建翰林图画院。不惟太祖，北宋的许多皇帝，如太宗、仁宗、神宗，当然还有徽宗，以及南宋的高宗，均有绘画艺术修养，他们对画院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徽宗手里，画院便不仅仅是供养画家的地方，还建制设学，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美术学院。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当时这所学院有一套课程计划和教学方法，还有一定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以及寄宿安排等。绘画被并入科举取士之列。

入学考试非常有意思。常以唐人诗句命题，如“踏花归去马蹄香”，获第一名的画一群蜂蝶追逐飞奔的马蹄。“嫩绿枝头红一点”，第一名的仅画一美人依栏而立，唇上一点红，与绿柳相映。“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第二名以下皆画空舟系于岸侧，或一鹭立于舷间，或鸦栖于篷背，第一名的则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舟。其意不在舟中无人，而表现无行人出没。“蝴蝶梦中家万里”，夺魁者王道亨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竹锁桥边卖酒家”，众皆向酒家上下工夫，唯大画家李唐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徽宗喜其得“锁”字。招生对象有士大夫出身的“士流”和由民间工匠而来的“杂流”。入选的授职位，分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等级，未得职位称画学生。以命题作画和士流杂流共职的方法选拔人才，体现了竞争的公平性，能保证入选者有较整齐的水平，但却限制了艺术创造性的发挥，特别是对生活感受深层次的表现。由“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鼓励画家去卖弄一时的巧智，也容易带来空洞抽象的习气和画风。这又是画院自创办那日起便有的悖谬。事实上，这些画家一旦入画院，基本上要按宫廷的意图来作画，会意者受奖或晋爵。比如宣和年间（1119—1126年）薛志画鹤称旨，“赏赉十倍”，又刘思义画御容称旨，晋升待诏。不合意者会招来斥责。据说画工创作时还须先呈一个初步的稿子，经审查通过才可加工完成。徽宗会时不时来审察，稍不如意，便加批评，命令另选题材。许多时候还是以皇帝的性情用事。

画院的学制班次分成三舍三等，仿的是太学制。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每月私试一次，由教师考。每年公试一次，过关补入内舍。隔年舍试一次，补上舍。上舍生分三等，上等的任官，中等的免礼部试，下等的免解试。考题与入学命题方法相似。在课程的设计上，分专业课和公共课两类。专业课包括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门，公共课为《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还是比较注意培养学生全面素养的。这种格局与现代美术教育是很相似的。

宋徽宗对教学非常严格，还亲自去当“教授”。他命人每旬将宫廷所藏的名画两幅押送到画院供大家临摹学习，又要求画士们深入观察写生。据宋人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恰好有孔雀在其下，徽宗一高兴，便命画士们把它画下来。大家各显神通，但孔雀上石墩都被画成先抬右脚。徽宗说画得不对头，大家莫名其妙。最后他降旨说：“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众人叹服。又有一次徽宗在龙德宫看见一幅拱眼斜枝月季花图，听说作者还是个少年新进，便大加褒赏。近侍问其故，他说：“很少有人能画月季的，因为它四季朝暮花蕊叶片均不同。这幅画画的是春天日中时的月季，一点儿不差，所以要重赏。”如此细致的观察和严格的要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徽宗自己不仅喜爱填词，而且独创一格的瘦金体书法也相当精巧，于花鸟山水绘画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传为他画的《池塘秋晚图》、《柳鸦图》、《桃鸠图》、《五色鹦鹉图》表现手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雪江归棹图》、《听琴图》可见他对北宋诸家的巧取妙用。而临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则可看出其深厚的传统功力。由于徽宗的严格要求再加上他自己的示范，这所画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南宋的名家李唐、苏汉臣等许多画家均出自这个画院。画《千里江山图卷》的少年天才王希孟也是画院的学生。他几次把画呈送徽宗，开头画得不怎么好，但徽宗发现他是可造之才，便亲授技法，使他不到半年便画出了这幅名画。那时他才18岁。

前面说过，经过考试入院的画士们一开头便发展了巧智，这种巧智，再经严格的升学晋级制?和严谨的教学训练，造就出来的艺术会是一种什么面貌呢？首先还是巧。宋人院画之巧达于无以复加而且大巧若拙的境地。院画总体来说属工笔，而这种工笔画无论用笔还是设色，特别是构图，全然没有造作之气，简洁、典雅、空灵。其次是写实。比如羽毛画得如真的一般，全然一片“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的风尚。既要写实，又不失空灵，真是奇迹。不过，院画对“物外形”下的生命、生活意义的表现却是有点儿苍白的。我们从《货郎图》、《听琴图》中看到的市井风俗，或许是院画家们所理解的生活真相的极限。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说院画之与宋徽宗之与宋朝。宋代的皇帝无论在怎么困难的条件下，都会做精致的梦，犹如徽宗画画。徽宗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在他精致的梦里，南宋高宗于小朝廷也过得富有色彩。前面的太宗、仁宗、神宗、哲宗，均有一种巧思，他们一次次设计精密的改革方案，企图用计谋来强大国家。但是这些计谋是理想主义的画境，离治国之根本总有些距离。宋代的士大夫文章也写得很巧，我们不能不推他们为天才。但这些天才的文章美则美矣，于做事上往往很难对号。活在宋代的好处是，你可以编织一个精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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