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和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两人素昧平生，但是“统一世界”黄粱大梦，使他们走到一起来，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外交代表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使得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实现“隔空”拉手。
当然，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日本人在一战时期对驻青岛德军的趁火打劫行为。据德国外交档案记录，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一段很愤懑的话——第一次欧战将近结束，日本军人乘德国驻军无援之机劫夺青岛，德国驻军全部牺牲，此种奇耻大辱，日尔曼民族永不会忘怀，一定要清算。
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提到了这些情节，并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佐证。
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
德国与日本同为轴心国，德国人为何不喜欢日本而喜欢中国？
这与他们的元首好恶相关。希特勒在他1925年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不能等同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希特勒对华人好感，难道是天生的吗？
非也，希特勒的喜好与生存哲学，都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关。
希特勒在自传中描述童年在维也纳的生活时，曾经提到过，在自己贫困潦倒时受到过一家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家庭的无私帮助，这个家庭曾无偿的一次提供给他500奥地利帝国先令作为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还常常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留宿。
当知道希特勒有很好的绘画天分时，这个善良的中国家庭还主动帮他联系了闻名的维也纳大学，希望能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
希特勒回忆到这段经历，动情地写道：“他们的帮助是无私的，是让人无法忘怀的”。
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希特勒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民国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东方乃至世界，唯有日本的战斗力与德军不分伯仲。
关于日军的精神特点，西方曾作过总结：他们“顽固、任性、刚毅、古怪”，同时又“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无疑，这是一支具有明显“赌徒特征”的虎狼之师。与当时征服世界的德军打法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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