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楼莺声为谁啼?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
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
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
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
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 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
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 “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
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
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
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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