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我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

　　那么，古代的议事的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上交“提案”的呢？

　　在“集议”上，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一个人拍脑袋”难免有局限性，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帝都会开“朝会”。

　　“集议”则由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集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如果汉朝也有记者,肯定会这么描述公元前81年在汉朝长安举行的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史称“盐铁之议”。但事实上,这次“盐铁会议”,是一场观点尖锐对立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盐铁要不要取消专卖？这也是一次非常著名的集议。

　　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另有鲁国万生、九江祝生等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即知识分子身份的所谓“民意代表”应邀出席。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

　　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历史文献《盐铁论》。遗憾的是，桓宽依照个人的政治意图，将整个集议过程简化为针锋相对的两派对垒，其他各色人物的发言、插话及会议程序等细节，全被略去了。

　　代表们除了“大臣”、“公务员”，还有“基层代表”和专家学者

　　古代的“议事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的驻京大臣，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　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可不行。

　　有些集议还安排先举行专家论证会的程序，如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朝廷欲就改变对羌人的政策开会集议，先通知长期主持对羌战事的赵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再将“博议”结果送交中央作为集议时的参考。

　　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在太学任教职的曹褒受章帝委托，重新编了一部《汉礼》，主管典礼的太常（礼仪局长，位居九卿）巢堪说：“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后汉书·曹褒传》）。“礼”是儒家的专业，邀请诸儒参加制礼议论，自然正是时人所熟悉的专家论证的程序。

　　集议的开会气氛比仪制森严的朝会活跃得多，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即使无所倡议，最终也必须行使表决权，然后由会议主席向皇帝如实汇报。元帝时，贡禹上书，请罢郡国宗庙，参加集议的70个人都赞成这个提案，皇帝便画可颁诏。成帝时，集议郊祀礼仪，车骑将军许嘉等8人是一种意见，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又是一种意见，皇帝遂按多数派的提案颁诏。

　　还有一次，也是元帝下诏集议庙礼，分为丞相韦玄成等44人、车骑将军许嘉等29人、谏大夫尹更始等18人共三派意见，另有廷尉独持一议。四个提案呈奏后，皇帝犹豫不决，“依违者一年半”。由此看来，少数服从多数好像是通例。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帝都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谏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

　　除了董仲舒，还有很多官员提出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提案”。明代宗景泰年间，南京守备陈豫等人上奏：永乐年间有过先例，一家被盗，四邻十家有责任帮助擒盗。若擒获盗贼，赏银五十两，钞二千贯，文绮“四表里”，并可分得盗贼的财产。如坐视，被盗人家的损失就要由四邻十家共同赔偿。不但如此，还要将这十家的人戴枷示众，直到盗贼被逮才能释放。陈豫等人要求正式实施这种连坐法。这份“提案”被朝廷压下。此“提案”被否定的原因：措施极端，强调严刑峻法过头。

　　明成祖与群臣讨论政事，一谈就是老半天，有的官员便进言：皇上啊，您讲话这么多，可不利于身体调养啊。作为君王，贵在“简默”（讲话简约，有时不发一言）。明成祖不领该官员的情，说道：天下这么大，百姓的苦乐，措施的利弊，必须广询博访才能有透彻了解。并非我喜欢多讲话，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开讲，官员们怎能言无不尽？此“提案”被否定原因：有阿谀之嫌。

　　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寿星现，群臣请贺，明成祖说：往年寿星出现，你们以为是祥瑞，纷纷致贺。然而四方旱涝、蝗灾、流行病比比皆是，却很少有人向我报告。他对群臣的提议不予采纳。这个“提案”被否定的原因：只关心天上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

　　爱提案的白居易为何被评为“最窝囊”

　　古代中国的“议事代表”也不容易。

　　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

　　即便皇帝很开明，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可以说，西汉盛世“文景之治”就是在贾谊、晁错这些“代表们”的畅所欲言中出现的。但是，他们的结局都不好，贾谊因建言有功，被汉文帝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一年后，便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晁错贵为汉景帝的“智囊”，因上交《削藩策》“提案”，在“七国之乱”中由汉景帝亲自下诏，斩杀于西安街头。

　　古代谏官中，当得最窝囊的大概是中唐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宪宗李纯破格提拔为谏官左拾遗，当上了从八品的“副科级干部”。白居易当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纯要提拔宠臣吐突承璀，他坚决反对，结果被李纯斥骂为“小臣不逊”，贬为江州司马，逐出京城。此后白居易再也没有为民请愿、仗义执言、上交提案的机会，只能写写《长恨歌》，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作自我安慰。

　　中央有百官大会、部院会议，地方上各级机关也有会议。日常的属员向上司请示定夺叫“衙参”，需要讨论的叫“衙会”。州县衙会的内容，有时也可以包含互相批评的内容。如韩愈《韩府君墓志铭》记，崔圆开府地方时，当地布衣某，常跑到他家里去，这是违反制度的，引起司录参军韩绅卿的不满。韩绅卿就趁召开全府大会时，走上前去大声说：让我来举出您的过失……《县佐部名臣列传》中，收录有好几则州县敢于同正官激辩抗衡，弄得对方无法下台的故事。遇到这种僚属，正官想一手遮天就不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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