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少数民族当政的朝代，在统治汉族时有明显的政策反差。元朝从1279年灭宋，到朱元璋进北京的1368年，统治中国的时间不到一百年。而后来的清朝也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却长达二百六十年。两个少数民族占据中国统治位置的时间相差一倍还多。元朝为什么这样短命呢？原来这与元朝草原民族的执政理念息息相关。中国政坛上历来讲究文治武功，也就是武打天下文坐殿，蒙古民族却没有这个习惯，草原上通行的是马上打天下，从亚洲打到欧洲。马上的武功好使，蒙古人就想用此招通吃，用这种野蛮的手段继续治理天下。蒙古人治天下都用什么办法呢？首先元朝在全国分设了六十多处军队驻地，其作用类似现在的军事基地，军队每年在这六十多处基地内轮换，随时镇压各地的民众暴乱。另外对汉族居民区实行保甲制，这种保甲制同日寇占领中国的制度差不多，也可能日寇就是向蒙古人学的。但同日本人不同的是，日寇时期的保长是汉奸担任，而元朝的保长是蒙古人担任。蒙古人很天真，他们在占领地不是用感化的方法，而是硬性规定汉族居住区可能作为武器的用具一律上缴，有些必须用的生活用具，比如菜刀就锁在井台上几家合用一把，民间禁止练武，马匹不能饲养，禁止各种集会。更有甚者荒唐的规定蒙古人杀汉人白杀，汉人杀蒙古人要处死，元朝认为用这样的高压政策汉族就屈服了。元朝时期不但政治上采用高压政策，在经济上也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元朝用搜刮来的江南财富供养着在战争中立功的部族酋长和军队首长。长此以往，中原的财富都源源的流入塞北的荒漠，人们无法忍受这种毫无止境的盘剥。

　　元朝的前一代是宋朝，宋朝的特征是武力孱弱，而文治兴旺，元朝的蛮横统治使人开始怀念宋朝的美好时光，所以刘福通起义时就打着宋朝的旗号来收买人心。还有一个问题是出在元朝的保长身上，他们在乡里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财产、女人无所不要，平民百姓可以整天躲着大官，但躲不过身旁的小吏，这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元末反抗压迫的组织主要是红巾军，其民间的联系纽带是白莲教，但元朝的红巾军同其他朝代的起义部队不一样，旗号是一个旗号，但各自为政，即没有全国的统一指挥，也没有全国的战略部署，而且从体系上还分成东西两个系统。东系统以安徽、河北、河南为中心，首领是韩山童，刘福通，韩山童牺牲后，红巾军推举他的儿子韩林儿，号称小明王，大政主要由刘福通执掌。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由于刘福通起义队伍以白莲教为主，所以中原起义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那真是黄河两岸旌旗猎猎，千里中原烽烟四起。其中在淮南就兴起一支红巾军，由郭子兴、孙德崖等人领导，最后演绎出二百余年的大明江山。

　　西系统以江汉流域为中心，其首领实际是彭莹玉，他是江西宜春人，祖籍务农，十岁就进入佛寺当和尚，并以此为掩护，游走江湖，鼓动反元斗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使彭莹玉成为南方白莲教的教首。彭莹玉可以说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致力于推翻元朝统治，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1338年彭莹玉组织袁州起义，由于彭莹玉的教首身份，参加起义的人多少都与白莲教有些关系，彭莹玉就推举了白莲教徒周子旺作首领，自己辅佐。起义失败后，彭莹玉逃到淮南继续以白莲教的身份鼓动起义。1351年在白莲教的影响下，湖北的蕲春又发生了起义，这一次参加起义的有邹普胜和倪文俊，当时起义队伍中有一个教徒叫徐寿辉，原来是个布贩子，为人老实，身高马大，一脸富态像，邹普胜当时的目的可能是让徐寿辉起一个招牌的作用，反正起义的结果是将徐寿辉推举到主子的位子，国号天完，邹普胜任丞相，倪文俊任大将军。

　　白莲教中有个教规，高级的教徒在名字上可以区分出来，彭莹玉在教内称“彭祖”，下面有一个阶层的教主名字中间泛“普”字，领导蕲春起义的叫邹普胜，而跟随彭莹玉在淮南占山为王的叫赵普胜。彭莹玉此时在淮南同赵普胜等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割据，但湖北起义以后，考虑到集中力量，就将淮南和湖北的队伍合并，彭莹玉在队伍中只以一个方面军指挥官的身份出现。由于彭莹玉是白莲教的教首，他的意见在红巾军中还是有影响的，但可惜的是彭莹玉在带领西部红巾军同元朝作战时阵亡。1355年，徐寿辉调整人事安排，史书上没有记载邹普胜的下落，反正他不知所终，倪文俊被任命为丞相，但要命的是军政两权都掌握在倪文俊手中。倪文俊有一个秘书，叫陈友谅，作战很是勇敢，倪文俊就逐渐培养陈友谅，最终使他独档一面。这个陈友谅出生在沔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的仙桃，历史上以打渔为生。开始时在元朝的县衙门当个公务员，郁郁不得志，天下一大乱，就跟随了倪文俊，并拼搏做到了将军级别。

　　后来徐寿辉和倪文俊两人出现矛盾，其原因是徐寿辉担心倪文俊兵权过大，有意制约，两人开始出现不和。1357年不愿意交权的倪文俊计划谋杀徐寿辉，不小心败露了，就跑到黄州去了。但徐寿辉不能算完，要追杀他。而黄州的守将正是陈友谅，倪文俊认为陈友谅曾是自己的部下，到他的防区安全。但陈友谅权衡了徐寿辉和倪文俊两人的实力，就果断的站到了徐寿辉的一边，将倪文俊杀了，并逐步收编了倪文俊的军队，慢慢的陈友谅的实力开始膨胀起来。东边的红巾军发展的比西部快，在刘福通领导下成为抗击元军的主力。当时地方上已经是无政府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贫困户聚集起来砸烂官府，就是红巾军这一伙的，土豪劣绅为了保护家财，也组织了武装，这成了支持蒙古人的力量。淮南的郭子兴、孙德崖、赵均用等几伙势力，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就遥尊韩林儿为王。其中郭子兴手下有个投奔来的和尚，也很是能干，郭子兴就提拔他成为自己的勤务兵，后来越看这小子越有出息，又将自己抚养的姑娘嫁给了他，这个人就是朱元璋，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的姑爷以后，军中称为“朱公子”，利用郭子兴的亲属关系，朱元璋渐渐的开始独自掌握军队了。这样东西部的红巾军中朱元璋同陈友谅的经历一样了，一个是和尚，一个是打鱼的，一个曾是将军的勤务兵，一个曾是将军的秘书，天下人谁也料不到，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最后决胜负的竟有这二位。

　　没几年，郭子兴病逝了，他的军队就由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接管，郭天叙的舅舅张天佑和朱元璋两人负责协助。这里郭天叙是正职，张天佑排行第二，朱元璋最小，排行老三。朱元璋当然不愿寄人篱下，想方设法要独吞这支军队，不久这机会真来了。郭天叙为了扩大地盘，率领军队越过长江，并占领了江南的当途，元军不甘心失败自然来攻，其中有一路的将领叫陈埜先。朱元璋在与陈埜先对阵时，将陈埜先给俘虏过来了，为了收买人心，就接受陈埜先的投降，并同他拜了把子，陈埜先也将本部人马带了过来。陈埜先本身并不愿意投降红巾军，被朱元璋抓住也只能曲意应付，所以就暗中吩咐部下，替红巾军打仗不要用气力，做好反水的准备。陈埜先的小算盘不知怎么搞的让朱元璋知道了，他认为机会来了，暂时继续装糊涂。不久郭天叙开始筹备攻打南京，由郭天叙和张天佑带领攻城的部队，朱元璋借机就将陈埜先的部队塞进了郭天叙的大营。

　　郭天叙对陈埜先假投降并不知情，一天，陈埜先暗中准备好了，邀请郭天叙、张天佑到自己部队中喝酒，其间将俩人杀死。再沟通元军将攻城的红巾军里应外合击败，但在追击败退的红巾军时，元军有人不知情，以为陈埜先真投降了红巾军，乱中也将陈埜先当成红巾军杀了。这样，朱元璋玩了个借刀杀人之计，将大舅哥和舅丈人全部杀死，最终完全掌握了这支军队。还里插述些后话，郭子兴原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早年战死，二儿子天叙被陈埜先酒后杀死，还剩一个小儿子看的清楚，自然对朱元璋怀恨在心，朱元璋也心知肚明，拐弯抹角也将这个小儿子杀了。这还不算，朱元璋原来娶的马氏只是郭子兴抚养的，郭子兴还有一个亲姑娘呢！干脆别剩下，这个也娶过来算了。历史上孙权嫁妹妹给刘备，世上产生一句成语：“赔了夫人又折兵”，那郭子兴这是什么？女儿不但嫁过去，两个儿子和一个大舅哥也因为朱元璋搭进去，连带着军队更被朱元璋连锅端，天底下最过囊的就数这个郭子兴了。

　　东边的朱元璋篡权办得比较谨慎，比较婉转，很有韬略。而西部红巾军的陈友谅办事就直爽多了，他掌握了军队的实权，本来徐寿辉同倪文俊的矛盾就是因为权力引发的，现在陈友谅的实权比倪文俊还大，这回是陈友谅对徐寿辉不放心了。他没有朱元璋那样的弯弯绕，既然自己说了算，还要徐寿辉在头顶上罩着有何用，干脆一刀就将徐寿辉给斩了，自己在九江做起了皇帝，国号汉。元末长江流域的两支红巾军完全执行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战略，西部的陈友谅急于过皇帝瘾，早早的在九江就坐上了龙椅。而东部的朱元璋就狡猾得多，他是高筑墙，缓称王，先做缩头乌龟，避免枪打出头鸟。但是在长江中下游，两支同一出身的队伍却趁着元朝主力全力对付北边的刘福通的机会，集中精力扩大地盘，相互大打出手，进行了几番你死我活的争夺，其中最有影响，最有决定意义的就数九江附近的鄱阳湖之战了。

　　历史上在鄱阳湖有过两次较大的战役，而且有意思的是两次战役过程非常相似，都是战船被关在湖内，又都是用火攻。这两次战役，一次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另一次是太平军同曾国藩的湘军之战。元末的鄱阳湖之战双方在湖内打了三十六天，陈友谅号称六十万人，朱元璋只有二十万人马，但决战的结果陈友谅彻底失败，他本人也在这次战斗中身亡。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争，朱元璋曾经讲过，战胜了陈友谅，其他的对立面就不在话下了。此战为什么会发生在鄱阳湖呢？这是因为朱元璋先占领了属于陈友谅的南昌，陈友谅为了夺回南昌，倾全军之力，与朱元璋相争。当时守南昌城的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坚守八十余天死活不投降，而这两个月为朱元璋准备反击提供的宝贵的时间。

　　双方的鄱阳湖之战还是相当艰苦的，陈友谅的水军“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互数十里。”而朱元璋的水军船小人员又少，双方开始一接战，朱元璋的船只就不得不后退，以致朱元璋连杀十余名队长，也不能制止。由于陈友谅船大，有一次竟将朱元璋的船只围住，在万分危急的时刻，牙将韩成穿上朱元璋的衣服，跳进水中造成自杀的假象，才缓解了陈友谅的进攻，使朱元璋脱离了危险。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最终能以少胜多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从陈友谅方面说，他在性格上对部下心存疑虑，群将失心。陈友谅原来也有几位战争能力非常强的将领，前面提到的赵普胜，是彭莹玉的徒弟和战友，在淮南占山为王，世间称双刀赵，有万夫不挡之勇，两只起义部队合并后，南征北战成为主力，并替陈友谅驻守安庆，把住东大门。当时朱元璋的第一大将徐达同赵普胜对阵，都拿他没有办法。对于这样强悍的将领，朱元璋知道硬打占不了多少便宜，就采用离间计，一个小小的手腕，陈友谅就上当了，疑心过重使他将赵普胜给杀了。

　　反观朱元璋就狡猾的多，打天下靠的是徐达、常遇春等战将，飞鸟尽良弓藏，飞鸟还没尽呢，良弓还要使用。朱元璋是采用关怀爱护的手段调动将领的积极性，但他背后也留了一手，把军事将领的家眷全部留在大营，名为照顾家属安全，实为扣作人质。那前线将领战斗之余由谁来照顾呢？朱元璋对这些部下在外纳妾采取暗中纵容、听之任之的态度，你可以纵情的玩，但老婆、孩子和父母我要看管好。对军事将领朱元璋还有厉害的一手，规定将领在占领区域，不能同当地的名流接触，各地的文人由朱元璋统一接待，这样就防止了军官同文人的结合，一个武将没有文人的鬼点子，就是一部简单的军事机器。对于文人，朱元璋也并不白养活闲人，这一方面为自己捞足了政治资本，同时地方文豪的满意，也左右了当地的百姓的政治取向，变相的巩固了地方的政权。

　　陈友谅的鄱阳湖失败同他杀徐寿辉有很大关系，这使他名不正、言不顺，朱元璋这次讨伐陈友谅布告天下就有这一条。这确实使陈友谅的部将离心离德，战斗的后期陈友谅的部队大批地投降朱元璋同此有密切的关系。但话说回来了，朱元璋指责陈友谅，只是乌鸦落到猪身上，这次战斗以后，小明王在北部的战斗失利，来到朱元璋的军营，找个机会朱元璋就安排部下将小明王沉到了长江里，只不过这次朱元璋还是没有像陈友谅那样赤膊上阵，而是假手他人。做法虽然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朱元璋这方面更阴险些。在斗智和玩花花点子上陈友谅显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鄱阳湖战斗中陈友谅稍有失利，朱元璋就给陈友谅写了一封信，信中故意激怒陈友谅说；你用这么大的船和那么多的人员同我作战，咱们就应当决一死战，为什么向后退，这也不是大丈夫干的事呀！陈友谅看信后大怒，将送信人扣住，并将朱元璋的俘虏全部杀死来泄气。朱元璋此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对陈友谅的俘虏受伤的治病，阵亡的祭奠，活着的全部放回。这回两军将士看清楚了，谁到底不是东西，该给谁卖命了。

　　鄱阳湖大战双方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后勤供应。陈友谅没有想到战争胶着有一个多月，陈友谅的后勤供应在湖口被朱元璋给截住了，粮草匮乏。而朱元璋军队的供给则由附近的南昌朱文正接应，源源不断，这对双方的士气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综合以上各种条件，陈友谅哪有不败之理。一个毫无策略的渔民在九江倒下了，另一个心存狡诈的和尚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一个永远被历史所谴责，另一个塑造成智勇双全的英雄。你说两个人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手法，只是做法不同，怎么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历史评论呢？我真不明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这就是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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