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谍战剧走红，说的基本是国共间的故事。万历朝鲜战争中，却有一个流落到日本的明朝人，机缘巧合在侵朝日军中当上了一营主将，他心怀故国，和明军暗通情报，在战场上火烧敌营，立下奇功，随后飘然而去不知影踪。
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不是杜撰。
这个四百年前的“余则成”，身世神秘，机智万端，堪称那个时代大明的第一卧底。
1、一封奇怪的书信，引出两个明朝间谍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8月，援朝明军的总兵董一元率部，与日军隔着晋江扎下营寨。晋江的南面称为望津，日军凶悍见长的岛津义弘部，就驻扎在这里。四十余里的晋江南面，日军修筑了望津、东阳、泗川、永春、昆阳、金海、固城、新寨等八座寨垒。
两军对峙了一个月，率领浙江兵的游击茅国器对董一元献策道：“细看倭营，自望津以至新寨，势若长蛇。望津为蛇首，击碎蛇首，其它便势如破竹了。”董一元深以为是，但敌军阵势齐整，晋江不能飞渡，只得耐心等待战机。
战机却突然来了。而且，是自己送上门的。
一天，茅国器部下的哨兵发现一个怪事：一个朝鲜妇女公然从日本营寨中走出来，却没人拦阻。哨兵等她走近，就问她缘由，朝鲜妇女语言不通，只是从贴身处取出一张纸条。
纸条上，用汉字写道：“此妇将度异域矣。吾甚怜之，捐资以赎放还故土。天朝兵将当怜其穷困，勿加杀害。”书信的结尾处则写道：“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理心书。”
这样一封无头无尾的书信，从日本营寨中送出，委实太令人吃惊了。
明军营帐中，茅国器左看右看还是不明白，特别是结尾的那段话疑似谜语，茅国器是个武人，哪里能解得开？于是，他叫来赞画（随军参谋）诸葛铸来商量，果然文人机灵，诸葛铸一下就破解了字谜：“令公之后、埋儿之父为郭，有或之口为国，无才之按为安。写书信的人，姓名叫做郭国安！”
令公是指唐代名将郭子仪，埋儿之父是指晋代埋儿奉母的孝子郭巨。谜语的确解得不错，那么，这个解救朝鲜妇女请求天朝兵将怜悯的郭国安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在日营里？他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日本人？
无巧不成书，明军营中还真有个人知道缘由。
此人叫史世用，一听说这事，当即兴高采烈地跳起来：“我知道这个人！郭国安是华人，当年在日本和我很熟悉，誓死相约报效本朝。他如今在倭营，我军有内应了！”
慢着，这个史世用又是何人？他为何到过日本，还和郭国安见过面？
图：斗笠下的日本武将，究竟是何面目?
这事的原委，还得慢慢道来。
史世用，是明朝派往日本的间谍。
早在日本侵略朝鲜之前，明朝的情报机构就开始行动了。兵部尚书石星秘密从锦衣卫里选拔出了几个谍报人员，准备潜入日本刺探情报，其中，“貌颇魁梧，才亦倜傥”的史世用，在万历二十一年受福建巡抚许孚远派遣，乘坐海商船只，一路抵达日本九州的萨摩。
据万历年间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记载，史世用是明代隶属南京的武进人，出发前是锦衣卫里的名色指挥。“名色指挥”意思是挂头衔的指挥，和“见任”的实职有所区别。
史世用到了萨摩州后，首先联络上福建裔明人许仪后。许仪后此人，我在前文《中日死磕史》提到过，他是被倭寇掳到萨摩的福建医生，凭借高明的医术深得萨摩藩主岛津家的信赖，他是第一时间向大明发出“日本将侵略朝鲜”情报的功臣。
有了地头情报员许仪后帮助，史世用四处搜罗情报，还面见了萨摩岛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栋。几年后，史世用辗转归国，被派往朝鲜当随军参谋，他将掌握的日本情报汇报给了朝鲜人，被朝鲜国王李昖赞为“当世奇士。”
毫无疑问，史世用就是在萨摩逗留期间，认识了在萨摩军中效力的郭国安，两人相约效忠大明，这才引出几年后的这一幕。
2、潜伏英雄“火烧敌营”
明军得悉郭国安的身份后，立刻派史世用与之秘密联络。联络中，又获悉了一个更好的消息：日军望津寨的主将，就是郭国安本人。
被称为日军“蛇首”营寨的主将竟然是心向大明的卧底！天佑大明也！
电影《锦衣卫》只需换个日本城堡的背景画面，主角就是史世用。
下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茅国器命人混入日营，与郭国安约好，几天后明军大举渡江进攻，让郭国安同时纵火烧毁日营粮草，举火为信。郭国安慨然应允。
不日黎明，茅国器部强渡晋江，日兵纷纷出寨堵截。突然望津寨中大火冲天而起，烈焰烧的满天皆红。见粮仓重地起火，日军大惊慌忙后退。明兵乘机抢渡到南岸，一阵追杀夺下了望津寨。
郭国安放的这把大火，烧了二日二夜，烟焰不息，乘胜追击的明军连续攻占其他寨子，日军余部丧魂落魄，一路退守到泗川主将营寨。
明军几天内屡克日军营寨，一路打到敌军主营，军威大振。只可惜，此后董一元在进攻泗川新城的过程中，轻敌冒进，战斗中大营的火药突然爆炸，以至于功败垂成，被岛津义弘的萨摩兵打了个反击，死伤惨重。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要担心，郭国安的反戈行为没被日军发现吗？
就是没发现。没有这份机智，怎么当卧底？因为在此后的两军和谈时，我们又看到了郭国安的身影。
九月和十月，明朝通过琉球和许仪后的密报获悉了丰臣秀吉的死讯，但此刻日军大本营的撤军命令还没到，游击茅国器再次出马，他派遣弟弟茅国科去会见岛津义弘，晓以利害，劝其撤兵，“郭国安从旁赞之，义弘诺。国安私谓国科曰：‘国有大故，势将疾归，所恃者釜山数月粮耳，粮尽当归矣。’已而，清正粮果尽，告借义弘，义弘不许，清正乃先撤尉山之师，义弘、行长以次而撤。”
由此可见，许仪后、郭国安等在日本的明人卧底，对明军结束朝鲜之役功不可没。而郭国安此后就失去了联络，我们无从知道他最后的下落。
这些难得的史料记载，出自明人茅元仪的兵书《武备志? 占度载? 朝鲜考》，真实度没有丝毫问题。茅元仪可不是一般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兵法家，曾任辽东经略杨镐的幕僚，后来还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过，担任过副总兵，与清兵战斗过。
关于神秘的郭国安，日本战后的史料上也有提及，估计那时候他的身份已经曝光。如成书于江户时期的《日本外史》如此记载这场战斗：“会明捕虏郭国安在望津。送款于一元。约为内应。举火为信。至期。国器引兵临江。我兵亦出寨临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顾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
从日本人的记载看，郭国安是个“明捕虏”，即被俘的明人。但是郭国安是明朝哪里人？如何被俘？如何混入岛津家当上一营主将？可惜史料实在太过缺乏，郭国安的原始身份，就像他写的书信一样，一团谜。
不过，至少通过两国零碎的史料，已经拼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明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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