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问世，在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史上形成了几大突破：第一，开启了文人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而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第二，《金瓶梅》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世情小说，为此后《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歧路灯》等同类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诸多借鉴；第三，它打破了此前章回体小说的类型化人物和平面结构，而代之以多重性格的人物和网状的活动场景，这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大突破，甚至达到了它之后的众多小说也未能达到的高度。当然，也有在它的基础上取得青出于蓝成就的，《红楼梦》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

　　诚然，《金瓶梅》中大段淫秽描写造成其书流播不广，但实际上，《金瓶梅》煌煌几十万字，即使删去全部的不洁描写，也并不有损其文学及思想意义。近年来，已有众多研究者充分挖掘其内涵、揄扬其价值，令普通读者不致因噎废食，这是《金瓶梅》的幸事，也是由它本身的成就决定的。我们固然不能说没有《金瓶梅》便没有《红楼梦》，但若没有《金瓶梅》的开创之功，《红楼梦》必定多少会减色几许，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脂砚斋曾在《红楼梦》评点本中三次提到与《金瓶梅》的密切关系：天机被与曹雪芹关系甚密的脂砚斋一语道破。事实上，《红楼梦》中的部分情节的确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影子，《金瓶梅》在创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技巧为《红楼梦》的出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要承认一个真理：文学史上从来没有陡然而起的高峰，前后的传承关系我们必须厘清，以不埋没前人的奠基之功。下面，我将试从三个方面论述《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一、人名的隐含义

　　以人名暗含作者褒贬或深义虽然不是《金瓶梅》首创，比如《水浒传》里就有梁山泊第一谋士明明人称“智多星”，名字却叫作吴用（无用）的，但毕竟偶一为之，到《金瓶梅》，则成为一种极佳的艺术手法，应该说，这是它在小说史上的卓越贡献之一，这一特点在之后的小说里层出不穷，比如《儒林外史》中的王仁、王德，到《红楼梦》更是蔚然大观，诸如甄士隐、贾雨村、冯渊、卜世仁、秦可卿等，数不胜数，研究者对此论述极多，并不新奇，兹不赘述。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名字谐音之中，众多研究者唯独忽视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共有却为其他小说所无的一处：即数人名字合称。一个人的名字谐音往往容易被人察觉，作者喜恶意图明显，而数人名字谐音合称则要费些周折，尤其当这几个人在全书地位不高仅作为配角的时候，不过愈如此便愈显出作者的用心良苦。

　　在《红楼梦》里，评论家脂砚斋早已将这一婉曲之义道出，即“原应叹息”（元迎探惜）四姐妹，如果研究者们将四人名字合称的首创之功归之于曹雪芹，恐怕有失公允，因为在《金瓶梅》里已经开了此手法的先河——即花家四兄弟“有虚光华”。四兄弟中最主要的人物老二花子虚不学无术，只知道贪恋酒色，性格软弱可欺，不但对叔叔花太监长期公开占有妻子的行径置若罔闻，甚至面对“结义兄弟”西门庆、老婆李瓶儿的联手欺诈也无能为力，直至最后被两人设计害死，活脱脱一个生活糜烂腐朽甚至缺乏最基本谋生能力的寄生虫，其余三兄弟作者涉笔甚少，只是在西门庆迎娶李瓶儿时有过亮相，亦不过无耻无能之辈，如此“难兄难弟”，岂非“有虚光华”？

　　正如《红楼梦》中的“原应叹息”叹息的不只四姐妹，大观园中的众女儿，哪一个不可怜可叹呢？作者是以此四字对全书女儿作的盖棺之论。《金瓶梅》中的“有虚光华”也并非只针对四兄弟，男的如西门庆、陈经济、应伯爵，女的如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甚至于其他次要无名角色，在“黑得透不出一丝光亮”的《金瓶梅》世界里，又有哪个不是“有虚光华”呢？只是不同于《红楼梦》作者对众女儿注入的绵绵深情及对她们不幸命运的叹惋无奈，《金瓶梅》对全书几乎所有人物都是不遗余力地无情鞭挞和揭露，亦可看作作者对当时世情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刻骨批判。这种手法无疑对于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表面情节叙述之外，隐含作者爱憎，作意和托意不言自明。

　　二、人物命运的预设

　　所谓命运的预设，即在全书结束前，作者已经点出人物最终结局的一种手法。此前在《三国演义》中，孔明相魏延脑后有反骨，日后必反等处偶有闪现，但未能大成气候。《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潘金莲兰汤午战”中，作者借吴神仙之口道出人物命运，也为全书最后分崩离析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比如相潘金莲：“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面上黑痣，必主刑夫；人中短促，终须寿夭。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点出了潘金莲妖艳、淫荡，“刑夫”则带出武大郎已死，隐含西门庆死于非命的结局，“寿夭”是难得寿终，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尽见判词。再如李瓶儿：

　　“皮肤香细，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庄，乃素门之德妇。只是多了些眼光如醉，主桑中之约；眉靥渐生，月下之期难定。观卧蚕明润而紫色，必产贵儿；体白肩圆，必受夫之宠爱。常遭疾厄，只因根上昏沉；频过喜祥，盖谓福星明润。此几桩好处。还有几桩不足处，娘子可当戒之：山根青黑，三九前后定见哭声；法令细繵，鸡犬之年焉可过。慎之，慎之。花月仪容惜羽翰，平生良友凤和鸾。绿门财禄堪依倚，莫把凡禽一样看。”“桑中之约”、“月下之期”暗示和西门庆的偷情一事，“必产贵儿”，李瓶儿日后果然最先为西门庆诞下一子，惜哉年寿亦不永，且李瓶儿属相为羊，死时27岁，时为狗年，正应“三九”、“鸡犬”，悲剧结局也是一笔点出。

　　这固然是一种匠心独运，遗憾的是，作者让吴神仙一语道破禅机，如此直截，未免令读者阅读兴味索然，并且相命时众人如同木偶，日常性情一概不见，相命后或吉或凶或贵或贱，全然不见人悲喜哀乐之情，“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比之别处作者刻画人物的活灵活现，此处显然有失水准。而这种手法到了《红楼梦》那里，宛然大手笔，作者舍弃了相命之法的不留余味，直截了当，而是采用了更高明的手法，即全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一则不指明所写为谁，二则不明言命运究竟如何，比如宝玉到太虚幻境看见又副册的“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副册的“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正册的“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完全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判词主人，甚至判词本身也是扑朔迷离。既为读者留有遐思的空间，又令全书高雅脱俗，韵味悠长，有含蓄不尽之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技高何止一筹。

　　三、人物、情节的相似性

　　如果说前两者的相似还只是两书作者“敢期子美是前身”的偶然相合的话，那么人物和情节的相似在小说史上则是非继承不可了。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晴雯道：“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与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春梅的话：“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又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虽同为下人，然心比天高，不甘心所处之身份地位的念头丝毫不加掩饰，文中还有多处写到两人性格的相似性。当然，对于两个人物的褒贬爱憎，作者态度大相迳庭，不可相提并论。其实就两书人物相似性而谈的已经不少，单是论著方面就有比如冯子礼先生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徐君慧先生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等等，见仁见智，为避免重复，本文仅摘出两书两处相似的情节，从中观察两书人物的相似性。

　　《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之死和《红楼梦》中的尤二姐之死，是便于两书人物对比的重要情节部分，有多组人物在这两处可以明显对应，另外，这两处情节也惊人得相似，如出一辙。我们先看第一组：作为《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有关李瓶儿之死的前因后果从第五十八回至六十二回，共五回；尤二姐在《红楼梦》中只是陪衬性的人物，从第六十五回贾琏偷娶到第六十九回吞金自杀，竟也占到五回的篇目。同为受害人的李瓶儿和尤二姐性格皆是：待人和气，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懦弱可欺，虽生性放荡而宅心仁厚（李瓶儿和西门庆合谋气死前夫自然不能说仁厚，但自入西门庆家，性情大变），对上对下无不和气，上下也因此无不喜欢，两人都过于天真，将潘、王视为“好人”而心存感激，恨不得将心掏出来呈于对方，及至后来虽识破奸计，却百口莫辩，无能为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由别人宰割。所以后来一个含恨生疾殒命，一个抱憾吞金自杀，令人由开始的厌恶渐渐而生同情之心。

　　再回过头来看看一手策划悲剧的主谋：潘金莲和王熙凤。两人同样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然而作为写人的圣手，曹雪芹没有简单的复制，他充分考虑到王熙凤的家世、出身、社会背景、家庭地位都绝不同于穷苦裁缝家的女儿，九岁被卖做家伎的潘金莲，两书作者正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分别刻画出了二人栩栩如生的形象。

　　潘金莲作为底层市民的女儿、后来做过家伎的半风尘女子，既是一个聪明伶俐、美丽风流的女郎，又是一个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她在陷害李瓶儿时，既可以假惺惺地嘘寒问暖装好人，又可以指桑骂槐敲山震虎，公然撒泼，毫不必顾忌自己的形象；相比之下，王熙凤大家出身，且虽身居二少奶奶之“要职”，奴才仆人一大群，毕竟还有贾母、公婆，甚至丈夫诸居于上者，尽管贾府背地里“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封建礼教在这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大家庭里仍维持着足够的威慑力，纵然如伶牙俐齿的“凤辣子”，也不敢公然越雷池一步，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潘金莲虽然性情相似但是表现各异的丰满人物形象。如果不是秋桐的“天假其便”，王熙凤也断断不会“主动出击”，而必定假手他人，正是秋桐的出现，让她抓住了天赐良机，这个头脑简单、嫉妒心强、尖酸刻薄、粗俗撒野的秋桐，轻而易举地被王熙凤充当了杀人工具。从计赚尤二姐到尤二姐吞金自杀，王熙凤都是一个“好人”的形象，甚至下人都被蒙蔽过去，贾琏整日忙于事务，看到二人相处“融洽”，自然满心欢喜，顿时放下心来，从此疏于照应，正好给王熙凤实施阴谋留出了空间，最后果然没留下一丝痕迹（除了没瞒过平儿），一招制胜。王熙凤心机缜密，她并没有因为除掉了对手就得意忘形，像潘金莲那样公然表现出作为胜者的沾沾自喜，而是保持着她的“好性儿”，在第七十二回中，如果不是她提醒尤二姐的周年忌日，视女人如草芥的贾琏早已忘到爪哇国里去了，这恐怕并非是她良心发现那么简单。从这两处同中有异的情节，我们看到，《金瓶梅》里面的潘金莲，在《红楼梦》里，成了王熙凤和秋桐两人的合体（当然仅限于此处）。而造成这种种不同的因素，令人信服，两书作者都不愧为杰出的语言大师。

　　西门庆的影子，在贾琏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贾府上下，与西门庆年龄相仿、作者刻画最细致的公子哥儿就是贾琏，两人同样的敛财若渴、见色如命，在上述情节中，一向视感情如儿戏，等女人若弃屣的两个人，在李瓶儿、尤二姐死时竟流露出了可贵的真情，西门庆不必说，他不顾潘道士“今晚官人却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的嘱咐，不但要陪她到死，甚至在李瓶儿死后还“不顾的什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香腮亲着”，“挝脸儿那等哭”，完全不是平日放荡成性无情无义的面目，全书惟见西门庆此处显出真情。贾琏亦一反常态，“搂尸大哭不止”，在天文生征询三日七日时，不假思索，立刻回道：“三日断乎使不得，竟是七日”，打开箱柜，看到尤二姐素习所穿的衣服，“又伤心哭了起来”，“也不命小厮丫鬟来拿，便自己提着来烧”，末后又将尤二姐一条裙子让平儿收了日后好留个念想儿，后面亲自看棺材，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无不是情深义重，与平日作风判若两人。即便后面王熙凤死时，也不过平平常常的几处洒泪而已。尤为奇特的是，在《金瓶梅》第十八回中，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因为亲家陈洪属杨党，西门庆亦不脱干系，他先是送“白米”五百石送至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的西门庆名字除去，李邦彦随即将他的名字改作“贾廉”，与“贾琏”谐音，我们恐怕不能看作是单纯的巧合而已，尽管作者的本意都是以此名通“假廉”作为讽刺，甚至以贾姓人物宝玉作为主人公，贾氏家族成为最多的描写对象，亦恐怕不无受《金瓶梅》启发的可能。

　　至于《金瓶梅》中的宋惠莲，自然非鲍二家的莫属，但除了爱慕虚荣、放荡成性，同为上吊自杀以外，余则无可比性，《金瓶梅》中的宋惠莲作为一个次主要人物，是一个血肉饱满的形象，而鲍二家的在《红楼梦》里只是作为贾琏淫乱生活的一个工具，甚至名字都没有留下，死的也令人匪夷所思，只是作为书中的一个陪衬。综合以上三点，可以明显看出《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不过这丝毫不会降低《红楼梦》的价值，相反，《红楼梦》剔除了《金瓶梅》中直接对于性的低俗淫秽描写，用蕴藉含蓄、优美传神的笔墨把人类的情和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合成完整的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升华，《红楼梦》的卓越成就使它永远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当之无愧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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