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来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典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朕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昊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素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桯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入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坑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相关章节概括评论道：“韩侂胄执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学，贬秦桧，发动北伐战争，虽然由于用人不当，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虞云国《细说宋朝》对韩持基本否定观点，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当透彻。但又指出：“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正如郦家驹也认为，把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臣确实不公平，应作重新评价。其实，从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而言，如何评价韩侂胄的历史功过，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绝非是一个“权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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