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的功劳
二战后，从1945年到1952年之间，美国打算把战败的日本变成西方式民主社会。美国克服了重重障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所转变：法治恢复，农田分给了农民，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言论自由等人权有了保障，妇女有了选举权，天皇制变成了君主立宪制。这些都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的影响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影响。
麦克阿瑟不仅是位成功的军事指挥家，而且是位伟大的平民主义改革家。他留下的痕迹遍布日本，保留至今。麦克阿瑟在日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执行一个代号为JCS 1380/15的秘密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起，计划书第25段规定，他应该“赞成那些允许在大范围内分配收入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政策”。今天大型日本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只是普通工人的11倍，部分归功于他;这一数据在美国则为475倍(德国第二低，仅为12倍)。《芝加哥论坛报》右翼编辑罗伯特·麦克科米克上校，曾一度非常敬佩麦克阿瑟。当他听说麦克阿瑟的“社会主义”改革后深感不安，于是亲自跑去日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目睹了最担心的事情后，他决定不再赞助麦克阿瑟竞选美国总统;日本的收益就是美国的损失。
CCS的工程师教给日本现代化的钥匙
占领当局发动的一场管理革命也适时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从而也改变了政治格局)。这场管理革命的领导者，是民用通信工程师。随后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工业奇迹)用30年时间把一个满目战争疮痍、为贫穷所困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种转变的发生，多亏了占领当局的新政式革命(缓解了社会的紧张)以及日本公司的管理变革。日本公司进行管理变革，是受了三位贤士的影响，这三位贤士分别是萨若松、波尔金霍恩和普罗兹曼。
1945年8月28号，一支主要由美国陆军通信部队官兵组成的先遣分队早麦克阿瑟两天降落在东京附近的厚木机场。完成受降工作后，先遣分队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在麦克阿瑟的指挥部创建一个民用通信部门(Civil Communications Section，简称CCS)。1945年10月2日，CCS正式成立。它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从AT&T的总公司及其制造中心西部电子以及该公司的数个地区子公司“贝尔宝宝”以及AT&T的研究中心贝尔实验室招募而来的工程师。萨若松来自雷神公司，是个例外。雷神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举世闻名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简称Rad Lab)有过密切合作。
民用通信系统很快恢复了运作，但是经常出毛病，因为缺少可靠的设备。美国国会拒绝出资购买美产设备运到日本，CCS只能依靠日本本土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可是这些制造商又没有能力生产质量够好的设备。结果，CCS的工业分部(从美国招募而来的工程师就在那个分部工作)实际上变成了管理咨询公司，其主要工作就是把当代美国管理方法传授给日本通信设备制造商。日本的通信行业之所以迅速采纳了美国的优秀实务，有几个不太寻常的原因。首先，一方面因为CCS工程师的个人权威，另外一方面因为盟军的压倒性胜利，所以CCS工程师不需下命令——根据普罗兹曼的说法，他们最小的意愿也被日本人奉为命令。其次，CCS工程师还充当了日本通信公司事实上的采购代理：有钱好说话。再次，日本管理者普遍认识到，要参与战后竞争只有进行现代化，而CCS的工程师掌握着现代化的钥匙。
解释CCS对日本的特别影响时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因素：三贤士性格中的传统清教精神。很多美国人把在日本的逗留看做一次长期的休假，但是萨若松、普罗兹曼和波尔金霍恩没有那么做，而是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在日本挣钱，也不是为了回国后获奖，而是为了一个无私的愿望——创建更好的日本。他们想要行善。感受到了他们的这种动机后，他们的学生报之以很高的热情。
CCS工程师教给了日本学生些什么?首先，他们介绍了优秀科学管理实务——程序性实务——特别是在工厂车间。从1913年开始，日本人就一直想引进这些实务，但是未能如愿。这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众多原因之一。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科学家及工程师联合会旗下杂志《工程师俱乐部》(Engineers Club)上面出现了一段话，坦率表达了以上观点：
……每个日本人都会记住一个事实：战争期间，我们的工业生产了无数飞机，可是这些飞机飞得不够高，碰都碰不到敌机，更别谈歼灭敌机。很多有为青年注定死在太平洋(601099,股吧)上，因为我们的生产控制尽管执行得非常有力但是没有丝毫科学精神。
第二，CCS工程师教日本学生如何设计管理结构。根据井上文左卫门的说法，美国占领日本之前，日本管理一直“只有直线，没有职能”;日本人是从美国人那里学会了把财会、人事等职能委托给专门的“参谋”部门，减轻“直线”管理者的负担。
CCS工程师还推广了“自下而上管理”的实务，只是没有使用“自下而上管理”的名字;直到1955年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出现了日语翻译版，“自下而上管理”这个词语才进入日文词典;在CCS手册中，“自下而上管理”实务本身占有很大篇幅。下面是对“一等经理人”的描述：
……他实行参与式领导。他视下属为心腹，向下属说明他想做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然后把责任和权力赋予下属，让下属帮助他实现目标。为了让下属有参与感，他下放计划权和决策权。
除了传授“自下而上管理”外，我们的三贤士还让日本管理者明白，组织必须明确根本目标，但根本目标不仅仅是“盈利”：
企业应有社会责任感，为客户服务、为员工谋福利、为社区做贡献——这些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原则，公司才能长期盈利。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CCS工程师引用了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船厂1917年1月1日刻在碑牌上的一句话：“在这里，我们应该建造优质船舶，赚钱也好，赔钱也罢，只是一定要建造优质船舶。”
清洁卫生都得教的索尼公司
占领早期，日本通信设备制造商连清洁卫生也要人教。到了日本没多久，萨若松就参观了东京品川区的一家小公司。这家小公司有个大名字：东京通信工程公司(Tokyo Tsushin Kogyo Kabushiki Kaisha，简称TTK)。其注册资本不足600美元。寥寥可数的员工住在几个荒废的陆军营房，营房破败不堪，下雨天只能打伞办公。去那里必须穿过几条晾衣绳，绳上挂着附近居民小孩的尿布。到处都是轰炸的痕迹。
萨若松认为那家小公司很有潜力，为了促进其发展，他帮公司搞到了一张订单：为NHK制造一台高级音频混合控制台(NHK是日本的国家广播公司，仿照BBC而建)。一段时间没有音讯后，萨若松突然去了TTK，发现车间很脏，满是灰尘的零件撒了一地，控制台的设计既粗糙又残缺，总裁和首席工程师都不在。他把TTK的全体员工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应该做什么，但是员工们都无动于衷——没人愿意扫地。为了表达不满，他做了一件在任何国家都算失礼、在日本则尤其无礼的事情：会没开完就起身走人，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没过多久，TTK的总裁和首席工程师来到萨若松的办公室，一个劲儿地道歉。他们想知道具体应该做什么，萨若松告诉了他们。TTK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制造出一台极好的混音控制台，并按时交货。之后，TTK在CCS的帮助下又接了很多订单。最后，那家有着大名字的小公司变成了一家有着小名字的大公司：索尼。改名是在1958年。拜访萨若松的总裁和首席工程师是公司创办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索尼在电子产品市场的出名之处就是技术创新和质量过硬。它把新发明的晶体管用在了收音机等小型家电上，让现代电子世界成为可能，刷新了彩色电视机的质量标准，发明并普及了随身听。
两本专门研究索尼公司的书都提到了上述事件，一本是盛田自己写的，另外一本是尼克·莱昂斯写的。两本书都正确地指出，生产那台混音控制台是索尼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然而，盛田的讲述有个严重的错误：他说参观工厂的是一位美国准将。根据萨若松的说法，这是极其荒谬的，CCS不可能让作为自己上级的高级军官为NHK跟踪订单，它有一个由资深专家组成的部门处理这类事情。(麦克阿瑟“极其讨厌”军方插手民用专家的工作——“杀鸡焉用牛刀”。)
此外，在盛田的讲述中，参观者不仅没有为脏乱的车间、粗糙的图纸和残缺的设计而皱眉，反而为设计的质量和“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只有临时加工厂却能生产这样的高科技产品”而惊叹。看了盛田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后，萨若松给他去信表示反对，但却没有收到回信。对比盛田的无礼，萨若松觉得另外两个人则礼数有加。这两个人分别是日本电气公司(Nippon Electric Company，简称NEC)的董事长小林广司和松下电器的董事长松下正治。两人都参加过CCS培训班，做过萨若松的学生。占领结束多年以后，小林广司再次见到萨若松时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就像拥抱 “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1993年，松下正治去了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萨若松的家拜访退休的萨若松，感谢后者所做的一切。
索尼公司日本总部
20世纪40年代晚期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后，美国政府命令盟军司令部竭尽全力刺激日本工业的发展。按照萨若松的说法，1949年，政策转变的消息“回响在麦克阿瑟指挥部的走廊”。萨若松和普罗兹曼建议CCS为日本通信设备制造商开设当代美国管理方法的课程，遭到了盟军司令部其他部门的一致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太过了，美国不该把自己的所有工业机密都透露给日本，因为日本曾经是美国的敌人，以后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
美国西部传说在日本的重演
面对相反的观点，只有麦克阿瑟将军才能在这个新的重要问题上做最后决定。为CCS观点辩护的任务落到了萨若松头上，因为他在日本工业相关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辩论的地点在指挥部大楼第六层麦克阿瑟将军豪华公寓式办公室外边的会议室里，首先双方分别用20分钟时间陈述各自的观点。这个类似夜总会歌舞表演“登台秀”的做法，是在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时的标准做法。萨若松解释说，虽然CCS已经为日本通信设备制造商做了很多，但是还不够。这个行业应该成为整个日本制造业的榜样;如果日本制造业不能开始大规模创造财富，那么日本社会就会退回到以前的法西斯状态。日本制造业原有的高级经理人，从与军方的亲密关系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利润有保障，工会受压制。日本制造业新一代的管理者则希望生产广大民众想要买且买得起的东西。这代管理者要想生存繁荣下去，必须有人指导。
萨若松的陈述背后隐藏着一个信念：让敌人在贫困中挣扎的做法，已经在一战之后尝试过了，结果导致了集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人只是刚刚脱离贫困。哪怕是在经济已经处于好转之中的1950年，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仍不足132美元，也就是每周不足2.5美元。普通百姓无疑喜欢活在没有秘密警察、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社会。然而，如果生活质量不能至少恢复到战前中等水平，那么旧经济政治体系就很有可能复辟。为了防止这个亚洲的新兴民主国家倒退回法西斯政权，必须做点什么。
“从来没人说麦克阿瑟思想开明。”萨若松后来开玩笑说，“但是你可以用道理说服他。”将军坐在办公桌前专注地听着，吸着他著名的玉米穗轴烟斗，面无表情，一言不发。陈述结束后，他继续默默坐了1分钟左右，起身走向门口。萨若松在心里说，我搞砸了。然而，将军刚走到门口就转身了，盯着萨若松说，“去做吧!”萨若松和普罗兹曼在大阪的一家安静而破旧的旅馆休养了两个半月，这家旅馆是美国陆军接管过来用于军官休息和娱乐的，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女客进入——连妻子都不行。休养期过后是高强度工作期，他们的任务是编写课件。打印出来的课件装订到一起，就成了“CCS手册”。其封面相当华丽。和普通的书一样，CCS手册由“盟军司令部民用通信部门”出版，甚至还有出版地点和日期：“日本东京，1950年1月。”波尔金霍恩为CCS手册作了序，他在序中指出，长远看来，工业只有在民主环境下才能高效发展。
盟军司令部民用通信部门是当代美国“高层管理”原理和实务进入日本的主要关口，但并不唯一。CCS的学生把在CCS学到的东西与自己的传统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别具特色的日美混合式经营方式(其中美国成分多于日本成分)。仅15年间，日本通信设备制造业就演化成了举世无匹的日本消费性电子产品行业。美军离开后，井上文左卫门为了把最佳管理实务分享给整个日本工业，在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Nikkeiren)旗下创办并主持了关西高管学习小组。根据普罗兹曼的说法：“没有他，培训班就不会成功。他真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CCS工程师只办了两次培训班，一次是1949年在东京，一次是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在大阪。占领结束后，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旗下的培训机构接管了CCS工程师的培训工作，但培训内容从未变化。最后，CCS工程师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了。然而，事情并没有彻底结束：尽管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旗下的培训机构不再开设CCS工程师开创的课程，但是它们仍然把那些课程列在教学大纲里以示纪念，直到首次培训班结束32年之久后的1982年。
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通货紧缩和失业加剧就一直困扰着日本。然而，日本的最佳公司仍然举世无匹;尽管丰田汽车1990年后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急剧下跌，但是它今天的市值仍然比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市值之和还要多出不少。日本经济也许不再高速增长，但仍然是世界第三强。尽管最近挫折连连，但是经济奇迹的大部分成就依然还在，而且，从2005年开始，日本制造业在数字化的影响下进入了新的中速增长阶段。
苏格兰杰出美国史教授布罗根经常把美国西部传说称作美国题材，这个表达借鉴了法国中世纪神话的统称布列塔尼题材。有这样一则流传非常久远的美国西部传说：一群陌生人来到一个陷入困境的小镇，帮助镇子解决了问题、步入了正轨;他们没有索求回报，也拒绝了小镇居民主动提供的报酬，在夕阳中打马离去了。这个传说反映了拓荒者高尚的道德情操，重点反映了他们扶危济困、匡扶正义的清教信念。CCS工程师对日本人来说是陌生人，对彼此来说也是陌生人。他们来到一个陷入困境的“小镇”;即使不能说他们让小镇脱离了困境、步入了正轨，至少也可以说他们教会了小镇居民怎样实现那个目标;甚至有“枪战”，不过是以唇舌为枪，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登台秀”;做了好事之后，他们没有索求回报，就十分突然地消失了。伟大的美国西部传说的重演，为日本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
我们一直说，CCS工程师发动了那场引发经济奇迹的管理革命。其实，他们不能独享这份功劳，还有很多其他人也做出了贡献。德鲁克曾经非常不谦虚地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读了他的《管理的实践》：“……本书立即激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拉美，甚至是全球，特别是在日本。实际上，日本人认为本书为日本的经济成功和工业成就奠定了基础。”另外有人声称，经济奇迹完全始自统计学家爱德华兹·戴明博士1950年1月在日本举办的一系列统计质量控制讲座。第十七章会更多地讲到戴明博士，颇具影响力的日本戴明质量奖的设立就是为了纪念他。还有人把功劳归给了美国杰出管理顾问朱兰博士。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无疑颇具影响力，但是不能把管理革命的启动归功于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发表以前管理革命就已然开始了。至于戴明和朱兰的贡献，朱兰自己说的一句话可以算作定论：“就算我和戴明一直待在家里，日本照样会有世界一流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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