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上寻找出一些实例，来展示帝王家族的真实形态的话，那么，晚清时期贵为光绪父亲的醇亲王奕譞也许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个典型并没有体现帝王家族的豪奢与权威，而是体现了权力的强大—这个皇帝父亲一生都在躲避权力的蹂躏，最终他似乎胜利了。但死后，无所不在的权力仍然没有放过他。

　　一声霹雳，儿子成皇帝

　　醇亲王奕譞(1840-1891年)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那个同光年间以办理洋务而著名的恭亲王奕譞的弟弟。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同治、光绪两朝的政治，就是兄弟两人秉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主导下的政治。实际上，早在咸丰皇帝热河驾崩之后，奕譞就参与了由慈禧一手策划的“辛酉政变”，亲自奔赴滦阳拿获了“顾命八大臣”之一的端华，为慈禧后来的“垂帘听政”扫平了障碍。

　　在掌握了朝廷的实权之后，慈禧一度非常器重和依仗奕譞。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封为醇亲王。慈禧还令其掌管京师的旗营和绿营，等于是将天子脚下的安危重任赋予了她的这位妹夫。

　　然而，奕譞和慈禧的这段互相信任、依仗的日子，很快就因为慈禧之子同治皇帝青年时期的神秘去世而结束。

　　在同治皇帝在世的一个时期内，因为皇帝尚在幼年时期，所以作为皇太后的慈禧，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垂帘听政”的名义，代替儿子处理政务。但在同治皇帝死后，如果从“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中选择一人，作为没有后代的同治皇帝的子嗣，并令其承继大统的话，那么，慈禧就会成为“太皇太后”，地位虽然尊贵，但再想干预政事，则显然不合祖制。

　　那么，在慈禧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这就是“以弟继兄”，从宗室近支中和同治皇帝处于一个辈分的“载”字辈里选择一年幼之人，作为自己的丈夫咸丰帝的子嗣来承继大统。这样，慈禧就依然是皇太后，就可以照常以皇太后的身份预闻政事，一直到幼帝成年。

　　慈禧选择的新皇帝就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二子、当时只有四岁的载湉。

清醇亲王奕譞与儿子载洵和载沣

　　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十二月初五日傍晚，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突然召见各军机大臣和包括奕譞在内的各宗室亲王，说有重要政务要和大家“协商”。其实就是宣布立奕譞之子载湉为新皇帝。

　　慈禧的这一决定惊得奕譞当场失声痛哭，且“伏地晕绝”。听说自己的儿子要当皇帝，奕譞为何这样惊惧呢?一方面，他想到慈禧越过常例，不为同治皇帝立嗣，而为咸丰皇帝立嗣，必然在日后招来无穷的麻烦，搞不好就会连累自己的儿子。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以他对慈禧的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么年幼就在其卵翼下当皇帝，绝非是儿子的福分，而且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

　　自晒煤丸，俭德不可及

　　奕譞在儿子深更半夜被抬进皇宫之后，因为担惊受怕，“触发旧疾，步履几废”，于是和自己的夫人一商量，干脆向慈禧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接到奕譞的这个辞职报告后，慈禧允其所请，下诏免去了奕譞所担任的差事，但明谕其亲王衔可以“世袭罔替”。即使对于这么一点仅剩下的恩惠，奕譞还是不放心，曾经再次上疏恳辞，但却没有获得慈禧的批准。

　　辞去各项官差的奕譞夫妇，在京城过起了赋闲在家的平静生活。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说他们夫妇“自是恒年余，闭门不接宾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光绪十年(1884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事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主要官员便实现了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开始掌管军机处，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等成为新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譞掌管总理衙门……

　　对于慈禧这一新的人事安排，时人即有“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评语。其言外之意是，单就行政能力而言，这些新进的大臣远逊于此前的大臣。

　　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舆论的压力，慈禧此时不得不再次搬出了正在“大隐于市”的醇亲王奕譞，让他遥控枢机。

　　即使在重新出山之后，奕譞也无时不刻不生活在巨大的惶恐之中，深怕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引起慈禧的猜疑。

　　时人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载的几件事情，颇能说明奕譞重新出山之后的这种谨慎和低调。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奕譞奉命会同李鸿章到天津、旅顺、烟台等海口巡阅海军。为了这次盛典，慈禧特意赐给了奕譞一乘杏黄色的轿子。但奕譞非但不敢乘坐，还坚请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同前往阅兵。出京后，每次接见地方大员，必命李莲英随见。奕譞之所以这样做，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避免擅权的嫌疑，不给慈禧整治自己制造任何把柄。

　　除此之外，奕譞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当时，与奕譞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办理洋务积攒下了惊人的财富。为了笼络朝廷重臣，李鸿章经常以自己所办企业的股份赠送给各位当轴要人，而当朝诸公一般都予以笑纳。但奕譞却坚决拒绝，成为各位王公大臣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拒收李鸿章行贿的人。

　　今天，位于北京闹市区的雍和宫就是当年奕譞的王府。据曾经前往王府查验工程的吏部主事何德刚所见，当时，奕譞家的“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不可及”。

　　海军总办，兼管颐和园

　　复出的奕譞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在背后“隐掌”枢机，但他也担任过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实职，这就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新成立的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在他和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截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一支由“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战舰领衔的北洋海军终于成军，成为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武装力量。

　　但另一个方面，慈禧太后对于奕譞的与日俱增的猜疑，决定了这个手握利器的海军衙门总办，实际上绝难有真正的大作为。海军衙门由此成为了一个调剂修园子资金的中继站。

　　根据有据可查的资料显示：从奕譞主持园工开始，一直到其死后庆亲王奕譞接任，整个颐和园工程一共腾挪海军衙门款项达325.75万两(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

　　即使奕譞如此取悦慈禧太后，时刻不忘消除这个女人对于自己的猜忌之心，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似乎并不彰显，慈禧还是处心积虑地欲把这个皇帝的父亲“置诸死地”。

　　《近代名人小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奕譞因为责备李莲英纳贿而为李所中伤，有一次去探望病中的慈禧，慈禧竟然没好气地说：“尔太上皇矣，何顾我为?”这一句话吓得奕譞几天睡不着觉。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奕譞以病情恶化为由，在家养病。陈灨一在其《睇向斋秘录》中透露说：慈禧“日派御医轮流诊视，药亦由内廷颁出，阴以毒物少许杂其中，于是王病益危。”如果陈灨一所言属实，则奕譞简直就是慈禧生生毒杀的。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内务府有个据说精通风水的叫英年的大臣，在晋见慈禧时说：醇亲王奕譞的墓地上有白果树一棵，高十余丈，荫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地上。按其地理，这样的大树只有帝王的陵寝才可以有。况且，白果的“白”字加在“王”之上就是个“皇”字，这于皇室大宗很是不利。因此，英年建议应该立刻伐倒此树。

　　慈禧听了，当即命令说：“我即命尔等伐之，不必告他。”这个“他”，就是奕譞的儿子、当朝的皇帝光绪。

　　因为事涉皇帝的先父，内务府虽然接到慈禧的懿旨，也不敢轻动，有人最后还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光绪皇帝。光绪立即严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

　　如此相持月余。一天早上光绪退朝之时，忽听内侍有人前来报告说，太后已经于黎明时分带着内务府的人去往醇亲王陵墓伐树去了。光绪匆忙带人尾随出城，试图阻止伐树。但行至红山口即于舆中号啕大哭。原来，平常走到这里时，就能看见那棵亭亭如盖的白果树，但今天走到这里时，却已经看不见了!待到光绪皇帝赶到墓园，树身早就被砍倒了，数百人还继续在砍伐树根。在场的大臣告诉皇帝：太后亲自用斧头砍了三下后，才下令众人伐之。有太后的示范作用，众人再也不敢违抗，只好伐树。光绪皇帝无奈之下，围绕父亲的墓地走了三圈，“顿足拭泪而去。”

　　有先见之明的奕譞靠自己的精明，终于死在了病床上。但他无法掌握儿子光绪的命运，当然，光绪悲惨的一生在他被定位皇帝的那一天，奕譞早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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