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今将其文字摘引如下：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仇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
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仇，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康熙没有正面肯定秦桧，但在降金乞和的问题上，宋高宗与秦桧既是君臣一体，肯定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的政策，无疑也就是肯定秦桧。他又称“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当然也就将岳飞、吴玠、刘锜、韩世忠等将一概否定，认为岳家军等不能击败金军，“必胜金兵于朱仙”，“朕实不信也”。
其实康熙帝对宋金战争的历史没有深入了解，只是怀着民族偏见，以胜利者的口吻，用明清对峙的历史为喻，发了一通议论。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臣僚和文士们对上述圣谕，奉承唯恐不及(如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其实应是奉承和发挥康熙所论)，又岂有发表异论的余地。
时至今日，个别学者还是愿意为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政策做某种程度的辩护，他们也许没有见到过康熙此篇文章，但所持的议论实有相通之处。
特别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不分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正确理念，大大深入人心。这是一种古人和近人不可能有的正确理念。
我们正是由此种理念出发，不怀种族和民族偏见，力图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上的各种种族、民族纠葛和斗争，一视同仁地评价历代皇朝的是非得失。
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就治理中国而论，清朝的得分应高于明朝，而金朝的得分却无法高于宋朝。不论得分高低，也不论是何民族居统治地位，我们对各个专制皇朝的倒行逆施当然无须予以掩饰。
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如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奴隶制，使社会倒退;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化民族矛盾;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金朝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过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如此等等。
但就立国势态而言，金朝又显然不能与清朝同日而语。宋金对立与明清对立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康熙所论可予以等量齐观。
新兴的清朝尽管面对着衰败的明朝，但事实上决非只依赖满族的力量即可吞灭。清朝所以能够吞灭庞大的明朝，得力于两项成功的政策，一是满蒙联合，二是巧妙地使用明朝的降将降兵。明朝的致命伤之一，则是被迫进行两线作战，对外对付清军，对内又须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军。
即使如此，清朝对明战争也决不是像康熙所吹嘘的那样，“战必胜，克必取”。例如袁崇焕就曾是清朝可怕的敌手，却因崇祯的多疑和猜忌，被清朝施用并不高明的反间计将袁崇焕置于死地。袁崇焕无疑比岳飞死得更冤更惨，直到清人公布真相前，还一直被误认为是卖国贼。清朝在统一内地后，又能开疆拓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并发展了昔日唐朝和元朝两大帝国的规模，这是它对中华民族发展所做的主要贡献。
金朝兴兵之初，兵锋甚锐，在跨两个年度其实大约仅一年的时间里就灭亡了北宋，远比清朝灭明战争痛快。但是，金朝初期主要是皇族统兵，辽宋的汉人降将既无高明的人才，也未得到金廷的重用，而特别是与蒙古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如果说南宋方面由于韩世忠、岳飞等军剿除了范汝为、李成、曹成、杨么等诸多反叛武装，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金朝事实上却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境。
在成吉思汗建国前的二百二三十年，蒙古就一直是辽金的西北主要边患。元人修辽、宋、金三史，有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朝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
金朝吞灭辽朝后，就接收了蒙古的边患。估计金朝官史中原先肯定有不少对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元人编修的《金史》中，虽已涂抹得相当干净，如今却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宋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载，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东北，在唐为蒙兀部。其人劲悍善战。”此处说蒙古在“女真之东北”，显然有误。《大金国志校证》卷九同年亦载此事：冬，皇伯领三省事、宋王宗磐提兵攻盲骨子，败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宗磐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
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北记》载，金朝兴兵攻宋时，其军中确“有达靼家”，可与《大金国志》之说印证。
此外，今存金完颜希尹碑虽有残缺，也记载了“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入朝奏捷”，“宗磐悉以所获□赏军士”，完颜希尹(谷神)与完颜宗磐(蒲鲁虎)发生争执。这当然是最原始的记载。然而《金史》卷四《熙宗纪》只是记载当年十一月“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并无攻蒙古的记录，同书卷七十三《希尹传》和卷七十六《宗磐传》也都不载攻萌古斯即蒙古事，无疑都是被元朝史官删削了。
大致在天眷元年(1138)或二年(1139)，金朝“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在金朝多年的宋使洪皓就回报宋廷说：“彼方困于蒙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二二一《洪皓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四《先君述》，四部丛刊本;《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朝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参见李蔚《简明西夏史》第226～227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清太宗于金朝诸帝中特别盛赞金世宗，说：“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清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台湾)华文书局1984年影印本;爱新觉罗皇太极《太宗文皇帝圣训》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四库全书本)清太宗此说是服务于联合蒙古，共同对付明朝的策略，却是根本歪曲史实。
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六《世宗纪》载，大定七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同书卷七十一《宗叙传》说他“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大将纥石烈志宁。同书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朝只能商议消极防御。同书卷二十四《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边修筑边堡和壕堑。
这些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朝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宋使楼钥《北行日录》也反映了大定九、十年间，金朝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笔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朝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以上论述了金朝与清朝所处的军事大环境迥异，而金朝前期的对宋战争也无法与清朝的灭明战争相提并论。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正如宋方记载所说，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要录》卷四十三绍兴元年春)。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
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一句，何忠礼先生为自己的《南宋史稿》辩护说，此书不写宗泽抗金，是因为“与《史稿》所述的其他内容相比较，仍然处于次要地位”(《辨误举错，贵在求实》，《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实，将宗泽指挥东京留守司军等击败金军进攻置于“次要地位”，正是表明了何忠礼先生的学识和研究水平。
宗泽原是根本不懂军事的文臣，并且已至七十高龄，行将致仕，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负起救国重任，并且迅速地从军事外行转变为内行，成为宋朝最优秀的统兵文臣，难道就不认为可敬和可贵，而值得在《南宋史稿》中予以论述?宗泽准备乘胜大举北伐，却不幸因心力交瘁而病终。但即使他死后，金军仍不敢进攻开封，这也同样证明了宗泽重整的军威。
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建炎三年(1129)、四年(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颠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但张浚不听曲端、吴玠等将的忠告，轻率地在富平举行大规模会战，又使宋朝丧失陕西的大片土地。完颜昌(挞懒)指挥的金军也尚有能力发动攻势，占领淮东。
但到绍兴元年(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而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遭到失败，这一切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衰落。
宋高宗登基之后，就不断遣使，卑辞厚礼，一意求和。但金朝最初一心想吞灭南宋，根本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直到建炎四年，才放还秦桧，施展“以和议佐攻战”(《大金国志校证》卷七)的策略。绍兴二年，又放还宋使，承认可以让南宋立国。翌年，金朝第一次向南宋派遣和谈使节。绍兴八年(1138)，双方初步达成和约。但主战的完颜宗弼(兀术)等人于次年发动政变，杀主和派，对宋重新开战。
当时，金军的主力和基干是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1140)，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会编》二○二《汪若海札子》)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而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的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纵观北宋末到绍兴和议前的宋金战史，一个基本史实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关于岳家军的战绩，确有史料方面的缺憾，今存的《金史》固然扬胜讳败，而宋方由秦桧主持修史，又力图堙没岳家军的军功。尽管史料的残缺不全，但岳家军战绩的基本情况还是可以考证的。例如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曾被迫放弃开封北遁，见于《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金史》卷七十七《宗弼传》说，在岳飞出兵后，完颜宗弼(兀术)命孔彦舟占领开封。按金朝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十三日占领开封，(《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永乐大典》卷三五八六《毗陵集& middot;乞屯兵江州札子》，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则《金史》所述，其实是岳飞在七月奉诏被迫班师后的重占，可与《鄂王行实编年》之说互相印证。
为了寻求历史记录的公正和客观，我们姑且置岳珂的私家传记《鄂王行实编年》于不顾，而专引宋金双方的其他记载。关于岳飞大举北伐时的军事形势，身居金朝的宋使洪皓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清同治刻本)直到岳飞身后二十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薛季宣《浪语集》卷二十二《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本)。关于岳飞个人的军事才能，当岳飞入狱时，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上书救援说：“况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岳珂著，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续编》卷三十《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9年版。以下征引，版本同此)岳飞遇害后，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陶宗仪《说郛》卷十八《坦斋笔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宋孝宗时为岳飞议谥的文件说：“忠宣洪公(皓)在虏，尝遣蜡书至，太上(宋高宗)以赐其家，言虏中所大畏服者，张浚与公(岳飞)而已。他日忠宣还，因奏事，论至公死，不觉为恸。”(《鄂国金佗续编》卷十四《忠愍谥议》)张浚是文臣，本人并没有统兵打仗，对于他的成败得失，在此暂且不论。岳飞身后六十年，金章宗招降宋吴曦诏也强调说：“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叁夷之诛，可不畏哉!”(《宋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可见岳飞作为一代最优秀的抗金名将，是宋金双方所公认的。
出使金朝、后来逃归的宋汝为，在岳飞班师后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宋史》卷三九九《宋汝为传》。此传说“绍兴十三年，汝为亡归”，显然有误。参据《要录》卷一三九绍兴十一年三月丁卯，宋汝为归宋，并一度“投岳飞军中”，应为绍兴九年事。又据此份上书中所云“今闻其力图大举，转输淮北”，可知宋汝为此书上于绍兴十一年的淮西柘皋和濠州战前)宋汝为当然熟知金朝的情况，他认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遂未能”“成恢复之功”。完颜兀术的心腹、悍将韩常私下对人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冬)《朱子语类》卷一三六说：“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八《林泉野记》说：“飞乘势欲深入，而秦桧议和，屡诏班师，乃还，寻失所复州县。”
可见历史真相决不是像康熙所论，是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而是宋高宗的偏安政策，迫令岳飞班师，才使金朝得以在中原立足，造成了南北分裂的长久化。
宋高宗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自从绍兴七年(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
岳飞在绍兴十年被迫令班师后，悲愤交加，力请辞职。但宋高宗的回诏却说，”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鄂国金佗续编》卷四《颍昌捷后俄诏班师上章力请解兵柄致仕不允诏》)表明他尚不敢顺水推舟，乘机解除岳飞的兵权。然而一年之后，宋高宗不仅敢于解除韩世忠、岳飞、刘锜等将的兵权，还进一步将岳飞处死。
这又表明他对”偏安社稷“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解除他们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论中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
关于宗泽、岳飞等指挥的抗金战争的正义性，人们已经论述很多，在此不必再论。应当指出，我们如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决不意味着就应当抹杀古代抗金战争的正义性。
自宋以降，关于宗泽、岳飞等抗金，各朝都有议论。宋人本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可惜今已佚亡。至于自元至清，不论持何种见解，即使是长于考证的清代学者，也根本做不到如今人那样，以现代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网罗史料，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人们只需稍稍翻阅一下如《廿二史札记》、《陔馀丛考》之类，就不难发现此类史论与今人研究的差距，而康熙所论，当然就更是自郐以下。通过以上论析，对于康熙的议论，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偏见与无知相比，往往距离真理、距离公正的评价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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