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主战场在德国，战争期间德意志地区饱受摧残，人口锐减。战前德国人口1600-1700万，战后降至1000-1100万，人口损失五六百万之巨（比例高达30%），绝大多数是平民，德国男性减少近半。在之后的奥地利王室继承战，七年战争，普法战争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不曾遭遇这样惨痛的人口灾难。什么因素导致如此惊人的死亡规模？

　　规模扩张与军费猛增

　　现代早期的欧洲战争不再是封建骑士主导的小规模战争。14世纪的步兵革命后，良好组织的农民步兵也可以战胜骑士。相对于装备昂贵、训练周期长因而数量有限的骑士，步兵的长矛和防护甲胄价格低廉，而且培训简单，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兵源。从1450年到1600年，欧洲人口增长一倍，而军队人数则翻几番地增长（详见下表）。到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兵力之和达到一百万，其中来源于德国的士兵占近一半。

　　17世纪上半叶火药武器普及，加农炮机动性提高，轻便的滑膛枪取代了原来的火绳枪，长矛等传统兵器逐渐被淘汰。火药武器尤其是加农炮的制造、维护、修理、消耗和运输等费用明显高于冷兵器。意大利战争时期（1495-1559年）的城防堡垒令早期火炮的威力大减，后来发展成更复杂坚固的棱堡防御系统。八十年战争（1568-1648年）初期，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的荷兰省几乎寸步难行，就是因为这种城堡遍布荷兰。三十年战争不乏著名的野战战役（白山战役、吕岑战役等），但是各国军队无不在功城（防）战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进攻武器和防御手段的互相竞争导致欧洲军费猛增。

　　16世纪中期以后美洲白银的涌入加剧了欧洲早已存在的通货膨胀，1500-1630年工业品价格涨了三倍，食品价格上涨五倍，通货膨胀更加刺激军费飙升。西班牙腓力二世（1556-1598年）每个士兵的军费是查理五世（1516—1555年）时期的三倍。欧洲王室政府的财政收入虽也持续增长，但无法应对战争期间军费（包括武器装备、军饷、补给、运输等）的暴涨。最有钱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从1557年开始，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财政破产了七次。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虽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却不像西班牙王室那样拥有美洲白银和诸多欧洲领地的收入。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四分五裂、诸邦林立，其中一半信仰新教的诸侯还是皇帝的死敌。虽有巴伐利亚公爵等富裕的天主教诸侯支持皇帝，战争开销远超地方诸侯所能负担，皇帝斐迪南二世的世袭领地由于波西米亚叛变而只剩下少数贫穷地区。通过官方渠道征集战时费用的程序又非常耗时。欧洲很多政府可举债筹集军费，然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从银行家几乎借不到钱。

　　军事企业家与雇佣兵

　　1625年战争的丹麦阶段爆发。面临财政危机的斐迪南二世军事上接连受挫，又无力组建新军，遂任命波西米亚贵族、著名的雇佣军将领华伦斯坦为帝国军队总司令。三十年战争期间的佣兵将领被史学家称为军事企业家（military entrepreneur）。政府与军事企业家签订合约，封一个头衔，许诺领地，甚至默许强征“战争税”（'contribution'）。这些军事企业家招募雇佣军、管理和率领军队打仗，并给各级军官和普通佣兵发放军饷。雇佣兵与军事企业家是劳资关系，而与政府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受政府控制。德国的大小诸侯一般都雇佣或者本人就是军事企业家。德国当时约有三百个军事企业家。雇佣军自古希腊时代就有，在英法百年战争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恶名昭著。雇佣兵虽是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较高，但参军是为钱卖命，忠诚度极低、军纪涣散，劫掠和破坏是家常便饭。由于前述军队规模扩张和经济财政困难，三十年战争期间各国军队主力都是雇佣军。欧洲真正能养得起、管理好军队的只有尼德兰政府，他们的雇佣军军纪严明，几乎没有哗变和劫掠。

　　补给与劫掠等暴力行为

　　三十年战争期间还没有建立合理的后勤保障体系，不存在有效的补给线。作战部队一般就地取材、以战养战。每支军队身后跟着一大群随军仆役、商人和妇女等，尾大不掉。战争中后期，随军人数增长到士兵人数的两倍，三倍甚至五倍 。一个两万人的典型部队，实际人数可达到十万人以上，相当于一个移动的城市，食物、粮草、住宿等严重依赖所经地区域供应，经常是耗尽一地资源后，另往他地寻找补给。战争初期，天主教和新教联盟的军事企业家都征收战争税供养军队，无论被征收者是敌方、友方还是中立方。地方上缴这样的费用以免遭劫掠和破坏。战争税的一部分被军事企业家和指挥官瓜分，剩余的往往由军队出纳发给普通佣兵，后者向随军商人购买面包和酒水等。随军商人则向地方供应商购买相关物资。这样一个采购体系有效运作的前提是良好的军民关系、长期合作关系与适当的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军队进入德国，三十年战争升级，现金的缺乏导致索取、偷窃和强征取代了购买，上述采购体系失效。加之很多雇佣兵本就指望劫掠发财，军民双方敌意加深、关系恶化，雇佣兵的行为从纯粹的抢劫变成恶意的破坏、纵火、甚至屠杀。1632年在巴伐利亚某地抢掠的士兵遭农民杀害，结果当地的很多村庄被毁，居民遭屠杀。30年代以后，在欧洲旷野遇到军队的农民只有死路一条。早期著名军事企业家曼斯菲尔德伯爵效力于新教联盟，他几起几落，每次被击败或解散军队后都能东山再起，重新招募一只规模相当甚至更大的军队。拥有地产、艺术品、银器、粮食和葡萄酒等资源的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是曼斯菲尔德热衷敲诈劫掠的对象之一。1622年夏天，曼斯菲尔德仅从斯佩尔地区的教堂就强行征集了5000浦式耳的谷物和500马车的酒水。新教联盟的另一个将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在法德边界和尼德兰肆意纵火劫掠，曼斯菲尔德于1622年参与了对前者尼德兰的破坏。

　　职业生涯达到顶峰的华伦斯坦控制有十五万雇佣兵，他的部队被称为“蝗虫大军”，所经之处无不坐吃山空、破坏殆尽。163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军登陆德国之初，建立起一系列有良好防御和管理的仓库，制定了新的军需制度。瑞典军队深入德国境内后，后方补给无用武之地。国王亲自统帅的部队和私人军事企业家的军队一样靠劫掠谋生。从古斯塔夫的行军路线来看，补给始终是他考虑的首要目标，他要么向着有补给能力的地区转移，要么沿着易于运输物资的河流移动。讽刺的是，到1632年古斯塔夫战死时，他十多万人的军队里只有不到10%是瑞典人，剩余大部分是德国雇佣兵。三十年战争中，仅瑞典军队就摧毁了德国2000座堡垒，1.8万个村庄和1500个城镇（占德国城镇总数的三分之一）。

　　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

　　三十年战争期间洗劫、破坏和暴力行为的泛滥在欧洲史无前例，雇佣兵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但几百万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战争。三十年战争的研究者称，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期间异常气候导致的谷物绝收、歉收带来的饥荒以及鼠疫（由老鼠和跳蚤传播）等传染病的流行。战争虽不是主因，但相关研究者认为军民关系暴力化，劫掠和破坏等因素无疑强化、放大并延长了饥荒和鼠疫等引发的灾难。一方面，数十万雇佣兵的强征、劫掠和出于报复的纵火与破坏加剧了粮食歉收引起的饥饿和营养不足，从而导致更多人死于饥馑。另一方面，上述行为令大量平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拥挤逃命的人群、恶劣的卫生条件促进了被感染跳蚤的传播从而刺激了鼠疫蔓延，主要军队的行军路线也与鼠疫爆发和传播状况大致相符。

　　劫掠消失

　　早在1630年代初期华伦斯坦如日中天时，斐迪南二世就意识到雇佣兵的严重问题。华伦斯坦不分敌友地征收战争税和劫掠破坏，不但令皇帝得罪德意志诸侯和盟友，损失政治资源，而且华伦斯坦拥兵自重，屡屡违背皇帝意愿。1634年3月华伦斯坦被暗杀后，其雇佣兵部队被皇帝收编，由政府管控。这是日后帝国常备军的雏形。无独有偶，新教联盟的军事企业家伯恩哈德?冯?魏玛于1639年死后，其军队立刻被法国首相黎赛留置于王室控制之下。三十年战争结束前，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平定叛变的雇佣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普鲁士常备军。

　　三十年暴虐战争致使经济凋敝、人口剧降，战后欧洲诸王侯纷纷组建常备军，这时的军人实际上仍是雇佣军，不过逐渐由政府取代军事企业家征募、管理和指挥。军人的薪水、住宿、武器、制服开始由国家供应，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保障军队战时甚至是平时所需，军饷不足、延迟发放以及补给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此军人劫掠仍时有发生，只不过规模、频次、残暴程度远不及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国家相继通过反雇佣军法，公民军成为绝对主力，禁止劫掠平民通过战争法被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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