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一年(355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年过半百的名士在父母的坟前，指天发誓：绝不再涉足官场踏入仕途，如违此言就是不孝之子，为天地所不载，名教所不容……

　　这位发誓者不是别人，正是让后世倾慕不已的“书圣”王羲之。

　　指天发誓，多是武夫鄙士所为。王羲之文采风流，风姿俊逸，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王羲之如此痛彻肺腑以致有损名士风范?其实，不过是因为王羲之对王蓝田(王述)的负性使气而已。

　　王羲之出身山东琅琊望族，自其官至太保的六世祖王祥以来，王氏族人便一直世居高位，数百人留名青史，数十人位极人臣，可谓“累世公卿”。到了王羲之从伯王导、王敦的时候，山东琅琊王氏甚至达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述虽然出自亦为望族“太原王氏”，可时至当日，早已辉煌不再。在讲究门第的东晋时代，王羲之自然有一种无法掩饰的优越之感。

　　神色俊逸、性情娴雅的王羲之，在名士清谈中体玄悟道，在政治上更具远见卓识。从王羲之与时人谢安、殷浩等人的论玄谈道、书信交往中，王羲之的才华可见一斑，他在郡治上的政治实践也为时人所称颂;而王述则性格沉静，寡言少语，“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王述仍旧无动于衷、不发一言。直到而立之年，王述才被王导举荐为不入流的“中兵属”。由于家贫，王述还收受了不菲的贿赂，闹得满城风雨，以致王导都不得不训诫他。世人多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以王羲之的才华，怎么可能把王述放在眼里。

　　王羲之可谓成名甚早。当时任吏部尚书的周错第一次看到王羲之的时候，竟然就将用来款待贵客的牛心炙第一个割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声名鹊起，而当时王羲之年仅十三岁。征西将军庾亮、扬州刺史殷浩、晋安帝等对王羲之都是赞不绝口，堂伯父王敦更是喜欢得不得了，甚至认为王羲之即便和当时的大名士阮誉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较而言，少年丧父的王述一直闭门在家，安贫守约，鲜与外界往来，直到而立之年仍默默无闻。由于太原王氏家族曾有疑似“痴憨症”的遗传史，于是沉默寡言的王述便被人们误认为他也得了这种“病”。

　　如果拿王羲之和王述相比，论门第，王述难以望其项背;论才情。王述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论名望，王述只不过是无名小辈。所以，王羲之从内心深处根本瞧不起王述。

　　当听说王述因为性情急躁，竟然和鸡蛋大动肝火的时候，王羲之几乎为之喷饭，戏谑王述：即便是他的父亲、名胜一时的东海太守王安期如果有如此性情，也是一无可取，何况是王述呢?王述后来迁建威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仍然和宾客奚落王述，说王述只适合当尚书，到老了或许能升为仆射(读作“夜”)，要想进一步高升就不可能了。不屑之情溢于言表。王羲之为何独独和王述过不去呢?那是因为后来者(王述)竟然与之“共伍”，而且大有超过自己的势头。

　　当王羲之还在挖苦、奚落王述的时候，王羲之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王述的变化，而且王述的变化简直是令人咋舌。王述被举荐之后的表现令王导十分满意，以致怀疑王述的“痴憨”是别人有意的诋毁。王述以“人非尧舜，怎么可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指斥拍王导马屁的宾朋，令王导叹服不已，连同僚庾亮也称赞王述“清贞简贵”。王述初人仕途收受贿赂，这时也金盆洗手，而且清洁绝伦，财务皆散之亲故，衣服宅宇一往如昔。此后，王述之誉一路飙升。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令王羲之想不到的是王述的急性子居然也发生了质变，面对粗人谢奕的咒骂，王述仅以面壁应对，直至泄愤之后的谢奕扬长而去。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其实，此时的王述早已不是当初的“吴下阿蒙”了。

　　面对王述的“改头换面”，王羲之的内心是不平的，更有些不安。尤其是当王述和自己齐名的时候，更让王羲之难以容忍。王羲之对王述的挖苦、奚落，无疑是不安和担忧的表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迁右将军并接替因丁母忧而离职的王述。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的王羲之应该去吊唁致祭。因为一向看不起王述，碍于礼制情面的王羲之硬着头皮去了一次，而且礼数不周，让王述极为不满。每当听到王羲之的仪仗角声，王述总以为地方官亲自吊唁，于是洒扫静候。如是反复几年，王羲之依旧没有来，王述因此非常嫉恨王羲之。如此一举，王羲之心理自然十分痛快。

　　世事难料，三年后王述竟然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并加征虏将军，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这让王羲之做梦都没有想到。王述是个“事亲孝谨”之人，对于王羲之屡次对自己的蓄意侮辱焉能就此罢手。王述巡查郡县唯独不到会稽，等到离开的时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别而去以反辱王羲之。不久，余怒未消的王述又后检校会稽郡，稽查王羲之的得失。尽管王羲之不是老马恋栈，可是他也不想回家了事，更不想继续在王述的手下受辱。于是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派参军去朝廷请求将会稽从扬州分割出来另设越州。结果事情办砸了，王羲之此举成为时人谈资的笑柄。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称病请辞，来到父母的坟前，痛发誓言，今生绝不踏入仕途。

　　其实，王羲之和王述都是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谈玄论道，远见卓识;王述为人忠孝，为政有方，二人在成名上可谓殊途而同归，只不过王述的成名更坎坷更有后劲而已。二王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从血缘关系而论，二人还同是名将王离之后。两人最初的嫌隙源自王羲之当时的无礼，王羲之不仅侮辱了王述本人，更是对王述父母的不敬;“事亲孝谨”的王述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王羲之无礼在前，王述报复在后。而王羲之的无礼，根本原因是王羲之因为看不起王述，无法容忍王述这一后起之秀和自己齐名。而且，二人在爆发“冲突”之前，王羲之就已经多次挖苦、奚落王述了。

　　时至今日，后人对王羲之的书法赞不绝口，对王羲之的神采风范倾慕不已，甚至对他的言行有意无意地进行美化。但是，毋庸讳言，纵观王羲之痛发毒誓这一“闹剧”的前前后后，王羲之的心胸委实小了一些。王羲之在反思自己和王述二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狭隘自负，更没有认识到自己负性使气所导致的后果，他始终也没有能够容纳王述，没有用一颗平常的心去面对王述对自己的超越，并错误地将这一行为迁怒于自己的儿子。其实，只要王羲之能够宽容一些，能够包容别人对自己的“越位”，他也就不必那么郁闷不堪了，更不必在父母的坟前指天发誓了。

　　由此可见，羲之书品超凡入圣，人品似觉稍欠。无奈，人无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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