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乃康熙年间的重臣。其人物形象，因一部《康熙王朝》而路人皆知。不过，现今的电视历史剧，常以戏说为本，胡编乱造，不靠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李光地之评价，便是一例。比如，电视剧中的康熙皇帝便说：李光地用心狠毒。显然，这与《清史稿》的记载，相差甚远。或许，有人会说，《清史稿》是后人著述，它就靠谱吗?后人编撰之前朝史，往往文过饰非。这也常见。但是，《清史稿》的著述之人，基本是满清遗老，因而在人物评判方面，他们的立场与观点同前朝的统治者的价值观是基本一致的。这便是我笃信《清史稿》评价清代历史人物的原因之一。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泉州安溪湖头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进翰林，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其为官辅佐，政绩显著。康熙曾三次授予御匾，表彰其功。至于其“用心狠毒”之断语，实不知从何而来。诟病李光地，出自《康熙王朝》，其源头则是作家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读过《清史稿》之李光地传，有些事情，也就大体清楚了。李光地一生，辅弼帝业，政绩卓著，自不用说。比如，平耿精忠之乱，荐施琅收复台湾，荒年赈济饥民，减免赋税和废除酷刑，疏浚河道，有治河之功，等等。同时，他为政以德，且宽厚待人，有仁慈之心。尽管，这一特点，与其为官清勤谨慎之作风相佐，但两者一旦有悖，他必然是选择前者的。这一点，也是朝野皆知的。

　　诟病李光地者，常言其早年“出卖朋友”陈梦雷。这是一段历史疑案。陈梦雷和李光地，是同年进士、同官编修的朋友。康熙十二年(1673年)，耿精忠呼应吴三桂举兵反清。陈梦雷不得已而被裹胁入耿幕。此时，李光地则以“父疾”逃避。据说，陈李二人，曾在福州密约：由陈梦雷从中“离散逆党，探听消息”;“藉光地在外，从山路通信军前”，共请清兵入剿;并由陈梦雷主拟请兵疏稿。按陈梦雷的说法，李光地“蜡丸上书”，删去了陈的名字，“尽易臣疏，削去臣名”，单独向康熙邀功去了。据说，李光地因此青云直上。至于陈梦雷，则功名埋没，并以“附逆”罪，入狱论斩。据说，陈梦雷曾要求李光地为己辨诬。然而，李光地“一语不及”。陈梦雷因此大恨李光地，责其“欺君负友”，还写了近五千言的《绝交书》。这封《绝交书》，传入京城，人们争相传阅。陈梦雷称李光地“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

　　对此，李光地是断然否认的。按李的说法，有约是真，兵疏则无。对这段公案，《清史稿》的记载，似乎是明确的。“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不出一语”，显然有误。陈梦雷案，李光地“疏陈两次密约”，说明他是向康熙求过情的，也说明过原因。按行文逻辑，因为其“疏陈”，陈才“减死戍奉天”，被流放到奉天去了。只是，人们往往同情弱者。李光地官运亨通，位极人臣;陈梦雷则仕途坎坷，最终悲剧收场。朋友一场，反差如此巨大，难免叫人唏嘘不已。其实，陈梦雷有才，却未必修得为官之道。这一点，从其晚年卷入皇位之争(陈梦雷复出后曾为康熙三子胤祉的老师)而遭雍正贬官，便可以略知一二。

　　《清史稿》评价李光地，为官正直，宽仁待人。显然，他不是一个碰到事情当缩头乌龟的人。《请史稿》记载：“桐城贡士方苞坐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苞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这件事，说的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南山集》案，亦称“戴名世案”。

　　戴名世，清代著名文学家，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忧庵。安徽桐城人。家居桐城南山，人称“南山先生”，也称为“潜虚先生”。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弟子尤云鹗把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名为《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此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也使他遭致杀身之祸。因为，该文集中有一篇《与余生书》的文章，被人疑为与南明桂王有牵连，而被抓到莫须有的把柄，兴师问罪。著名的桐城派文人方苞，是为该集作序之人，因此被捕入狱。这段记载说明，李光地曾为方苞求情，不仅免于死罪，而且还被召入南书房。当时的政治环境异常险恶，“文字狱”如此盛行，李光地能够站出来，采用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方式，利用一个适当的机会为方苞求情，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此外，史载，李光地还曾为《南山集》案的主犯戴名世求情，“欲疏救于万死一生之地”，最终“卒不可得”。此外，李光地还为江南知府陈鹏求情伸冤，使其不仅免去死罪，还被召入武英殿。《清史稿》亦有记述。 为他人之事，尚且如此，何况朋友乎?

　　不过，《康熙王朝》有一件事是说对了。李光地身为重臣，常有建议意见，却少有奏疏。不落笔，少写东西，这也是少有的。《清史稿》说，“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於章奏”。前面提到的几件事，比如，《南山集》案和陈鹏案，为人求情，他是不上书的，而是采用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沟通交流方式。他经常在龙颜大悦之时进言，其效果是相当好的。《清史稿》还提及一事，“四十七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康熙四十七年，康熙想复立太子胤礽，在畅春园议事，他说“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结果，许多人想错了。王鸿绪等大臣公推皇八子胤禩。对此，康熙自然不快，“切责之”也是可以想见的。此时，只有李光地是明白人，但他不吱声。没办法，康熙只得再次提醒，“前召尔入内，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原来，康熙曾问李光地，询问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李光地明白康熙心思，回答“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这样的话，在朝堂之上再翻出来，其“导向作用”是明显的。由此可见，李光地为官伴君的精到之处。

　　李光地死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享年七十七岁。可以说，他一直是康熙身边的重要辅臣。其间，即使是母丧，康熙都希望他留在身边，“解任，在京守制”。此后，李光地“以病乞休”，康熙也是“温旨慰留”;去世前一年，李光地“累疏乞罢”，康熙“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因此，李光地是死于任上的。至于《康熙王朝》说李光地因用心狠毒而被贬任台澎知县，都是没有谱的事情。台澎知县的提法，是二月何小说中魏东亭的所任职务。这个职务和人物，都是虚构的。其所谓原型是曹寅的说法，也只是后人的猜测而已，不必当真。李光地死后，康熙深为震悼，《清史稿》称，康熙评价说，“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康熙和李光地，君臣之间，相知之深，亦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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