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在广州做官，是肥差。但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广州做地方大员，却是一个苦差事。因为两广总督，要负责五口通商事务。尽管打了一场败仗，被迫开了门，但在皇帝眼里，所谓的五口通商体制，无非是从前一口通商的扩大而已。外夷的事，从前没有官方之间的交涉，现在不能没有了，但也仅限于广东地方的地方官。让他们远远地支应着洋鬼子，别让这些人来烦皇帝。然而，洋人不好对付。打仗之前，洋人就多事，打完了仗，他们的事就更多了。谁做两广总督，谁麻烦。

　　叶名琛1847年做广东巡抚，协助耆英处理通商事宜，1852年做两广总督，独当一面。一直到战争爆发，1857年被英法联军掠走，一直在做这个苦活儿，跟惹不起，而且总来惹你的洋人打交道。更苦逼的是，这期间恰好是天下多事之秋，遍地烽烟。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则是两广起事的野心家觊觎之地。作为地方大员，叶名琛一方面要镇压农民起义，应付洪兵的围攻，一方面要保障贸易，维持广州的财源，为陷于困境的朝廷分忧。

　　叶名琛的个子很高，有1·8米左右，后来的名臣，大概只有李鸿章可以和他媲美。但是，人却很邋遢，袍子穿得很脏，都不肯洗，生虱子是免不了的，大有王安石的风格。家里有钱，但他很节省，也很清廉。这一点，使得这个人很得道光和咸丰这两个超级喜欢节俭的皇帝的欢心。叶名琛的前半生，相当顺利，中进士，点翰林，由翰林院编修外放，一路顺风顺水。此公出身官宦世家，祖上曾经是成功的商人，商而优学，到叶名琛这辈上，已经是几代为官做宦，成为汉阳名绅之家了。由商而入仕，是清代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样出身，混出名堂的人不少。如果不是后来摊上“夷务”栽了，叶名琛多半也是一代名宦。因为处理内政，他的确有两下子，尽管杀人如麻，但毕竟击退了洪兵的围困，大体扫清了两广，给朝廷保住了这个财赋之地。手里的本钱，除了那些不中用的绿营兵，就是一些乡勇。应该说，他的作为，不比当年任何一位名臣差。

　　但是，碰上了洋人，他的才能，也就打折扣了。也没法不打折扣，因为他的使命，本身就很尴尬。他负责通商事务，但皇帝的旨意，却是要尽量把前来通商的洋人堵在外面，能不进城，就尽量不让进城，能不交涉，就尽量不交涉。五口通商，却让五口的对外贸易都瘫痪。当英国人发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开的中国大门，里面居然还有一道看不见的影壁，想通过进一步的修约，打破影壁，进到内院的时候，叶名琛的差事，就更难做了。因为，无论他个人有什么看法，对西方有何种认识，在皇帝那边，都是一道铁闸，他没有任何权限，来谈这个事情。更何况，叶名琛也的确没有这个自觉，去更深地了解西方。

　　所以，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发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浸透了水的棉花包，软硬不吃，水火不进。无论你说什么，他都给你挡回来。如果洋人去找别的官员，人家又会将他们推回到叶名琛那里去，因为按体制，只有他叶名琛，才有资格跟洋人办交涉。而这个叶名琛，连洋人进城这样写在条约里的条款，都不肯答应，又能谈出什么名堂呢?英国人屡屡吃瘪碰壁，法国人因马神父被杀案件的交涉，也被叶名琛搪塞、推诿、扯皮的功夫弄得几乎要发疯。人都被杀了，叶名琛告诉你，那里根本没见过这样一个人。

　　就这样，叶名琛和他的皇帝，一步步把洋人逼到了非开战不可的地步。事实上，1856年的英国公使包令，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准许的情况下，已经借口亚罗号事件，大开杀戒，不仅轰掉了广东水师，而且轰开了广州城，派兵进城去抓这个令他们恨得牙根痒痒的两广总督。只是，叶名琛事先躲了，才没有被抓到。

　　虽然说，经过亚罗号事件之后，叶名琛未必意识到了战争的到来，对于战争，叶名琛却也不能说没有准备。他抓紧时间修复了城墙，修复了炮台，重新装备上了大炮，而且还招募了大批的乡勇。也跟当年一样，准备了大批的火船，准备烧敌人的战舰。照例开出了很高的赏格，悬赏英国人的人头。更奇的高招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报，搞绑架、暗杀、小规模的袭击。甚至在香港的面包房里下毒，只是由于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们吃下去马上作呕，吐出来了，才没有死人。然而，他的情报却出了大问题，他的探子比下毒的特务还要低能，出了大乌龙。明明克里米亚战争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所以，英法大军开到之时，广州的防御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结果，英法联军，就像喝粥似的攻下了广州城。叶名琛这次没有躲起来，好像也没法躲了，就在官衙里，被人家逮了个正着。当然，城既然已经破了，这个结局，他也是知道的，所以，在衙门都跑空了的情况下，他特意将顶戴花翎戴好，穿上正式的袍服，端坐在大堂之上，等着英国人的到来。

　　英国人对这个努力保持官派的叶大人，也给予一点尊重，没有扯下他的顶戴花翎，也没有推推搡搡，更没有给他戴上刑具。而且，还给他配了几个仆人，带上了他爱吃的一些米粮，请他上船。叶名琛自己，一直以为英国人会带他去见英国国王，但是，他的旅途终点，却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其实，到了目的地之后，很长时间他不知道到了哪里，当知道身在印度之后，只好随遇而安。在加尔各答，他写诗，作画，见客。直到从中国带来的米粮吃光，于是绝食，“不食周粟”而死。

　　在清朝的传统里，一个封疆大吏，城破之日，最好的结局，就是战死，战死不成，那么就自己上吊抹脖子好了。如果逃走，那么肯定要被治罪，连累家族都抬不起头来。但是，不死，做了俘虏，名声也会大坏。在中国，传统是不待见俘虏的，所谓不待见，主要是自己人不待见。当年，力战力竭而被俘的李陵尚且遭到满门抄斩，何况别个?所以，时人讥笑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肚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直到今天，这个叶名琛，依旧是个白鼻子的丑角形象。

　　显然，叶名琛并不怕死，而且也有条件自杀，他的不死，是由于他负责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守，当然守不住，战，更是没有资本，而和，虽是皇帝之所愿，但不答应洋人的要求，从何去求和呢?既然不战不和不守，投降和逃跑根本又不可取，那么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当俘虏了。在外人看来，叶名琛做了俘虏，被抓到了洋人的军舰上，甚至被押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依旧撑着天朝大员的架子，不过是死要面子而已。但是，当事的叶名琛却未必这样看。对他来说，他跟洋人的交涉，就是这样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已经做了俘虏的叶名琛，在英国人面前，一直努力在保持自己作为受命与洋人办理交涉事务的封疆大吏的架子。对他来说，无论英军将他押解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履行他的职务。所以，被人押到了英国的无畏号军舰上，他认为这是为了要见英国的远征军统帅额尔金，额尔金久候不至，他还感到奇怪。甚至到了加尔各答，他还认为有机会见到英国国王，甚至觉得，只要见到了英国国王，他有机会说服人家。

　　当然，他的使命永远都不会完成的。所以，到了后来，他似乎有点明白了，自己写诗，自命苏武。只是，他比苏武还惨，苏武还肯吃匈奴的牛羊肉，而他，带去的米粮没有了，就死活不肯吃饭了。然而，不食周粟的壮烈，并没有感动皇帝。在他的尸体被运回国内之时，咸丰皇帝对这个致死都没有忘记使命的臣子，没有一点恩典，家人只能将他草草下葬。

　　叶名琛是后来历史上众人眼中的怪物。其实，他就是一个那个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王朝官员。他的作为，比起破城之后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要好到不知多少倍。这两个宝贝，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居然在联军的卵翼之下继续任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政府首脑。但是，偏偏这俩宝贝，皇帝没有怪罪，后来的史家也没过多地批评。反倒是这个叶名琛，名声大坏，惹后人笑了又笑。

　　在今天看来，叶名琛的确有点可笑，他跟他的皇帝一样，始终没有走出天朝上国的幻觉。即使现实令他头破血流，做了俘虏，他还是走不出来。在他负责五口通商事宜的几年中，他始终将维持朝廷体制和尊严放在第一位。不大乐意见那些前来交涉的夷人，即使不得不见，也不能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因为，不知道该给人家开哪个门，决不能用敌体之礼，那就意味着他跟外国的使节，平起平坐了。在他眼里，始终认为对于英国人来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只有英国国王，偏偏英国国王，又不肯屈尊前来。

　　有实力的人，自大一点，人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根本打不过人家，不堪一击，却依旧撑着高人一等的架子，未免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清醒地意识天朝的衰落，古老的中国，终将被带入西方世界的人，有吗?根本就没有。即使后来的洋务派好汉，办洋务求中兴，也未必能清晰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

　　叶名琛不怪，甚至也谈不上迂腐，在那个时代，那个位置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员，大概也只能这样。后来的人，其实没有资格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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