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盟军随即组织了马尼拉军事法庭，对战争期间在菲律宾犯下战争暴行的日本战俘进行审判。战争前期担任侵菲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本间雅晴中将，也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4月3日被美军枪决。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本间雅晴，率日本第14军攻占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在他任内发生的，他作为军事主官难辞其咎。

　　战争后期担任日军驻菲律宾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山下奉文大将，于1945年12月8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6年2月23日被送上绞刑架。

　　种种证据表明，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却一直逍遥法外。笔者综合各方面材料，认为当时以日军大本营参谋身份在第14军协助指挥的政信中佐(最终军职是大佐)是巴丹死亡行军的真正始作俑者。

　　“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

　　第一组证据。前日军战俘、新西兰军官J.G。戈德温上尉，在获得解放后加入了东京盟军总部下属的第二澳大利亚战争罪行调查处担任调查员，收集日本战犯的证据。他的朋友，英国西里尔怀尔德少校给他提供了一份英国战争罪行调查处收集到的关于政信的犯罪材料。材料内容按原文转述如下：

　　政信大佐隶属于日本陆军省的参谋本部。……在许多归因于他的战争罪行中，有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的大屠杀和对新加坡华人的大屠杀。下面是C.H。华尔德上校提供的辻大佐的战争罪行摘要：

　　……巴丹和柯里几多陷落后，80000名美国和菲律宾人被迫排成纵队，拖着疲惫的、筋疲力尽的，还有一些是受伤的身体，蹒跚地走向战俘营。这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正是大佐下达了这次非人行军的命令，并表示希望在行军途中以任何借口，杀害尽可能多的俘虏。为了推动这个臭名昭著的死亡愿望，他宣布“日本正进行着一场种族战争，为了天皇的胜利和腾出我们得胜的士兵转用于其他战线上，俘虏们必须杀掉”。(台北金禾出版社《俘虏痛史》，第150页)

　　政信的邪恶愿望达成了一部分。在长达67英里的拖着脚步的行军中，俘虏们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如果他们累极倒下或落到大队后面，便会被步枪枪托殴打、刺刀捅戳和枪杀。达到强迫行军终点时，已有10000名俘虏被屠杀，还有剩下70000名等待处决。幸亏政信被召回东京，那70000名俘虏才暂免一死。(第151页)

　　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

　　第二组证据。美国著名二战史学家、作家约翰托兰在其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当中，也有指证政信为巴丹死亡行军罪魁祸首的论述。

　　他在书中写道：“第一天的暴虐行为是自发性的，往后却不是如此了。中佐几天前已从新加坡到了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华人以‘支持’英国殖民者的罪名被屠杀，这主要是他的主意。背着本间，说服了本间的参谋部里几个钦佩他的军官：这次战争是种族战争，因此在菲律宾抓住的俘虏必须一律处决，处决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主义者，处决菲律宾人则因为他们背叛了亚洲民族。”(第386-387页)

　　政信的这个命令是以日军大本营的名义发出的，有一个师参谋向所属部队传达命令时说，“把俘虏全部杀了，投降的都杀”。(第387页)既然是大本营的命令，许多军官就不假思索执行了。不过，这道命令引起了一些军官的怀疑。今井武夫大佐拒绝执行，一支新到的部队的司令官寅雄少将和他的参谋长神保信彦中佐，也拒绝执行，他们都要求书面命令。

　　托兰先生在第十一章末尾总结道：“杀人过多却是中佐独断专行的口头命令的直接结果。拒绝执行这道命令的无疑不止生田将军和今井大佐两人，但是多数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的，因为他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命令应该迅速地、毫不怀疑地加以执行。”

　　第三组证据。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利用日本的资料，对政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豺狼的脚印》一文中写道：“……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联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杀。’”

　　俞先生解释道，原来这又是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之后，政信升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在赴任的途中，政信在台湾听到日军攻击巴丹半岛，于是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去本间雅晴的第十四军协助指挥作战，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出的。

　　第四组证据。我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王俊彦先生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和今日的扩张》一书中说：“……并拿出当时美菲联军司令官金少将的证词，指出巴丹死亡行军是由本间雅晴的参谋长迁政信一手策划的。”(该处的迁政信应是辻政信之误。)(第73页)

　　除了上述几组证据之外，列斯特坦尼博士在《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也提供了一组证据。他引用了神保信彦在《菲律宾的黎明》中的材料—日军高层在马尼拉发布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与南京大屠杀相似之处

　　前面所列举的材料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虽然还有些地方存在细微的差别，本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笔者认为以上的各组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在菲律宾战役期间，辻政信人在本间的司令部里。

　　托兰先生点明他在本间的参谋部里，参谋部隶属于司令部。王俊彦先生引用的金少将的证词，将辻政信当做本间的参谋长，虽然不太准确，但是辻政信如果不在本间的司令部里，他不会有此一说。俞天任先生说辻政信以大本营参谋的名义去协助本间指挥作战，辻政信在本间的司令部里无疑。

　　华尔德上校没有点明辻政信是否在本间雅晴的司令部里，但是从字面意思分析，辻政信应该是在本间的身边，要不然他不会断言，“幸亏辻政信被召回东京，那70000名俘虏才暂免一死。” 辻政信必然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权力，他所在的位置，只能是在菲律宾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14军军部里。正因为他在军部，才需要炮制“大本营”的命令，因为只有本间的上级指挥机关的命令，才会压服本间，辻政信胆太大，他干脆用日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名义，不过他当时的身份为他提供了掩护。

　　第二，辻政信炮制了杀俘命令。前四组证据，都指明了这一点。神保信彦的记录，点明杀俘的命令，来自马尼拉的日军高层，辻政信嫌疑极大。笔者需要对命令的文本进行分析，如果命令的文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些文本是由一个命令演化而来的，这个命令在传达的过程中措辞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发布了几个类似的命令。

　　仔细比较华尔德上校和托兰的“命令”版本，可以发现，这两个版本都认为这场战争是种族战争，前者是“俘虏们必须杀掉”，后者是“俘虏必须一律处决”，两种说法相近。托兰的版本对种族战争的概念阐述得更加清楚，但是华尔德上校指出了屠杀是为了省去麻烦、转移兵力的需要。于是这场大屠杀有着和南京大屠杀共同的原因—与其增加负担，要分兵看管人数庞大的战俘，并为他们供应巨量饮食，不如将他们杀掉，一了百了。　

　俞天任先生的版本—大本营命　俞天任先生的版本—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联队将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杀。坦尼博士的版本—和我军在巴丹半岛对抗的任何部队，不管是否投降，都应该被彻底消灭，任何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军战俘，在行军途中都必须在离高速公路两百米以外的地方处死。

　　他敢“代表大本营发号施令”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展示的五组证据，已经形成了两组互证。而且我认为，这两组互证并不矛盾，存在内在关联，后面一组命令更像是直接往下级部队传达的命令，而前者则是决策者商量的文本。

　　对比一下托兰先生提及的那位“师参谋”的口头命令版本和第二组命令版本。显而易见两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师参谋”的口头命令实际上是俞天任和坦尼引用的“命令”版本的核心内容。“师参谋”的口头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往下级部队传达的命令都言明，这是“大本营”的命令，这又是一组互证。

　　以上各组证据提及的命令文本，都不是孤证，构成了几组互证，而且各组互证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逻辑联系。这些相互印证的证据，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辻政信炮制了杀俘命令(第一组命令的互证可以证明)，这个命令被传达到下级部队(第二组互证以及“师参谋”的口头命令可以证明)，下级部队声称杀俘命令“来自大本营”(“师参谋”的口头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的命令可以证明)，而当时辻政信正是“大本营参谋”，他代表“大本营”，他的话就是大本营的命令，因为他敢“代表大本营发号施令”。

　　我大胆推论，向他下达命令的正是俞天任先生文中提到的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托兰书中提及的那位“师参谋”正是此人，当然也存在是其同僚的可能，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松永梅一和今井武夫都是65旅团的。本间雅晴指挥的14军，由第16、48师团和第65旅团组成，第65旅团与两个师团属于平级单位，都归军部指挥，且日军师团编制较为庞大，第65旅团有7500人，所以托兰有可能将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称为“师参谋”。如果整个说法成立，那么第二组和第三组证据，正好证明了对方的真实性。

　　王俊彦先生的材料，虽未作进一步说明，但是他的结论与以上各组材料论证的结论一致。辻政信难脱巴丹死亡行军始作俑者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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