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驻日美军曾经默许日本设置“军妓院”(类似慰安所)、强征妇女作为“军妓”(类似慰安妇)供驻日美军发泄性欲。1945年8月18日，日本代表在菲律宾商谈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政府下令茨城县警察配合设立军妓院，作为驻日美军的“娱乐”。军妓，指跟随军队提供服务的女性性工作者。广义的军妓包括自愿和非自愿(性奴隶)的情况，但有时候特指自愿随军的情况。例如，当今对二战时期被日军强迫卖淫的外国妇女多称为慰安妇，而将自愿报名的日本妇女称为“军妓”。
慰安妇制度的产生，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国民思想观念关系极深。“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招募了一批本土女性充当慰安妇，送往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日本。日本内阁决议，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以此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
在大规模战争中，除杀人外，还常伴随有强奸等性暴行。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及其附庸国军队，在战争中也曾大肆强奸和虐杀过妇女。但因担心“对‘劣等民族’的妇女大规模的强奸与性暴行会混乱‘日尔曼民族的血统’，从而降低‘种族优越性’”，纳粹军队限制其官兵胡乱地与其他民族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命令不许强奸。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虽然德军未能完全执行这一禁令，但其性暴行往往发生在集中营内，规模相对要小些。与之相比，像日本这样，由政府大规模组织、拐骗、强迫本国及他国妇女，为其军队提供性服务并将之残忍虐杀的国家，十分少见。
历史上，为了解决士兵的生理需要，一些国家曾设立军妓制度。但这与日军为了满足其士兵‘强大的性需要’而建立成体系的慰安妇制度并不一样。日本是迄今为止惟一为了满足军队性需要而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就连其法西斯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没有这种制度。
慰安妇制度的产生，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国民思想观念关系极深。在侵华战争早期，日本就从其本土就征集了不少日本女子充当慰安妇。在这些日籍慰安妇中，有响应国家政策的应招妓女;有家境贫困，迫于生计被父母贩卖的女孩;也有在军国主义宣传下，为了“爱国理想”自愿成为慰安妇的单纯无知少女。
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日本。当时日本社会担忧其本国妇女将遭凌辱。日本内阁紧急决议，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希望以此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
日本慰安妇制度从何而来
就现有研究来看，日本慰安妇制度的确立，一般可追溯至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不久，一部分驻沪日本军事人员就建立了海军ianjo(即慰安所)，为其成员提供娱乐设施，慰安所从那时起便开始持续运作。
后来随着大批侵华日军抵达上海，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和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呈请司令官白川义则批准，日本陆军在上海设置慰安所，并在长崎县征募慰安妇。同年4月，第一批慰安妇抵达上海。
然而，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形成，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探究慰安妇制度的来源，就不得不提及日本近代公娼制度以及日本人的性观念等问题。
其实，早在明治维新时，标榜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就曾公布过解放艺妓娼妓令，要求废除传统游廓制度。作为其配套措施，明治政府又公布了“贷座敷(挂牌营业所的名称) 渡世规则”和“娼妓渡世规则”，将一些出于本人自愿的娼妓集中在“贷座敷”之中，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接受健康检查、领取营业执照、交纳税金的完整制度。这些制度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这种公娼制度，其实是国家权力对公娼卖淫的公认和许可。妓女需要向警察提出从业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并上交纳税金。妓院经营者则通过“预支金”的方式，对这些妓女进行人身约束。所谓“预支金”，是公娼和艺妓在进入青楼时，由妓院经营者向其家人预付的一笔钱，但这些钱需要她们日后通过卖淫的方式来分期偿还。
宣扬文明开化的日本，实则纵容着近代公娼制度所掩盖的人身买卖关系。后来，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了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也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可以说，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是慰安妇制度产生的重要前提。
此外，日本人的性观念相对而言可谓“放纵”。一位曾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曾谈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
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都处在主导地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张，男性，尤其是军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高的特权地位。“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嫖娼、豢养情人，成为日本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权力和荣耀的一种象征。
如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风流韵事不断，可谓公认的“色男”。“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的乐趣所在，他交往的大部分女性皆是艺妓。又如曾竭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后也是死在妓女怀里。
在日本军人之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性行为的迷信说法。日本老兵水野靖夫曾说:“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韩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的尹贞玉也指出:“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
日本女子为何要去做慰安妇
在日本传统的“家”观念中，儿女是家长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因此，很多穷人会选择卖掉自己的孩子以维持生计。在历史上，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十分盛行。由于交不起年贡，一些日本家庭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同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类似，日本贩卖子女的主要对象也是女儿。很多女孩被卖掉后便会沦为娼妓，其家庭生计基本就依靠这些沦为妓女的女孩维持。但是，这些被卖掉的女孩，不仅不会被人看不起，甚至还会受到赞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曾以“孝心奇特”为由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据《日本女性史·近世》记载，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并不会因此心生怨恨，因为，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
战时日本，失业率颇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大量男子参战，失去依靠的女性很多处于被饿死的边缘。为了生存，这些家庭的女儿常被卖为妓女。在被称为慰安妇招募中心的长崎，有许多家庭贫困的karayuki-san(在海外妓院工作的日本娼妓)，此前就已经被她们的父母卖作妓女并送往亚太各地。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日本政府对贫穷欠债的农村家庭做出允诺，只要把女孩的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但是，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
天羽美智子是一名曾公开讲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充当“慰安妇”经历的日本女性。1938年，17岁的天羽被嗜赌的父亲卖到横滨一家妓院抵债。后来，她又被转卖到台湾，充当日军“慰安妇”。
1984年，天羽美智子曾写信给一位开设避难所的牧师武津文夫(音译)，信中提到：“部队到哪里，哪里就有‘慰安所’……他们排长队……我们感到死亡般的痛苦。好多次我都想杀了他们，我几乎要疯了……如果你死了，尸体就被抛弃在丛林中。我亲眼目睹了这些，这是女性的地狱。”
在国内召募妓女充当随军慰安妇，是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那时候，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之一。起初，日本军方直接或委派代理人，以金钱为诱饵招募慰安妇。应招者大多是妓女、陪酒女等，她们希望能借此挣大钱。
军队也会给应招的妓女每人一笔预支金。此外，伙食是由军队免费供给，也不需要什么其他费用。第一批随军慰安妇们，最迟几个月就能还清借支，变成自由之身。可是，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想停止这种营生。
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挥舞着太阳旗，飘荡着“胜利归来，勇敢战斗”的歌声，以及妇女欢送士兵出征的画面。军国主义政府的宣传和洗脑结果很成功，这种观念甚至深入到娼妓心中。一些应募的慰安妇表示，像自己这样的身子，在赚钱的同时还能为士兵们做事、为国家尽力，何乐而不为呢?
日本慰安妇在华领取工资报酬的单据。
但在早期，这种募集还属军事机密。所以，应招的女人往往是悄悄聚拢而来。根据当时规定，陆军可以运输士兵、军马、军犬、军鸽等，却并没有妇女这一项，因为这是“军规”，不能破坏。最后，这些女人被当成物资运输，既非武器、又非弹药，更不是粮秣的物资。这些日籍慰安妇起初主要为日本军官服务，后来由于部队需求，也增加了为士兵服务的项目。
当时，日本是男权支配的社会，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历史悠久。日本男人为了主人可以牺牲自己，士兵为了天皇可以义无反顾地剖腹自尽，日本女人则可以为了男人奉献身体。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似乎都十分正常的事情。
如今，人们可能很难相信，竟然有女人会“自觉、自愿去做慰安妇”。但在军国主义战时机制的鼓吹下，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妇女出于自愿，参与并组建了慰安妇团。一些被所谓“爱国主义”麻痹了头脑的女人，为了“国家、“理想”奔向了战场。
被誉为“军国之妻”的中村英子和她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例。中村英子的丈夫中村冈次原本是第11军106师团的中佐，于华北战场阵亡。为给丈夫报仇，中村英子主动向军部要求，母女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献身圣战”。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因为是“军国之妻”，中村英子受到优待，为军官服务。最初，她还兴奋地呼叫:“为了天皇陛下，来吧。”后来,她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她的女儿被折腾得几番昏死醒过来之后，质问道：“什么‘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天皇会让他的女儿、母亲、妻子、姐妹们也来这样慰安吗?”
1933年，“皇汉医学中山研究所长”中山忠直曾这样写道：娘子军决不是在卖淫——她们在战斗的紧急关头，穿越炮火舍命为战士们奉献兵粮，对负伤的士兵而言，就是如妻子一般的护士。这哪儿是卖淫啊?我不得不尽情高喊，你们与兵士缠绵的性放纵，你们前来军队，是真正的义勇娘子军，是真正的性欲奉公。下一次战争，一定要募集娘子军——一定要动员不良少女送往战场。一边教育她们对国家的爱，一边让她们的性欲转换为对国家的爱。
除前述两种情形外，在日籍慰安妇中，也一部分女性是因犯了所谓“过失罪”，而被惩罚去充当慰安妇。一位名叫武滕绢代的女子，因为没有能完成监视中国情报人员的任务，而被送上军需船;另一位名叫池田幸子的护士，则是因为在医院反抗一名伤愈日军军官的强奸行为，而被认为不适合做护士工作，被迫转行当了慰安妇。
日本向被侵略地强征慰安妇
后来，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军队对慰安妇的需求日趋强烈，原有慰安妇数量已跟不上需求。日军开始将眼光投射到朝鲜，中国，东南亚等被侵略、殖民的国家。从军事基地的邻近地区掠夺慰安妇的行为开始大行其道。
据文献记载，仅在日本本国及朝鲜，就有将近20万名女性沦为慰安妇。在这20万名女性之中，日本籍约占20%，朝鲜籍约占80%。
1933年，国际联盟曾进一步补充制定《关于禁止买卖成年妇女卖淫的国际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军队在国内征募女性赴海外慰安，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开始面临一个壁垒。未满21岁的卖淫女性，将难以纳入征募名单。此外，随着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进行妇女人身买卖，日本当局的压力也面临一定的舆论压力。
因此，日本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被侵略地和殖民地。日军军需大臣手令中曾明确写道:“慰安妇属军佑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招慰安妇。”
日军中的日籍慰安妇
起初，大部分朝鲜慰安妇是因听信了“招收部队服装厂、军需厂、护士”等谎话而被征召来的。被征召的女青年，原本大多只是怀着外出挣钱工作的想法。到后来，朝鲜总督府所接到的军方任务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直接抓人。
此外，还有中国女子被迫充当慰安妇。在中朝日三国慰安妇中，中国籍慰安妇等级最低，遭遇也最惨。日军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校正’。”
据战后日军战俘交代，日军官兵蔑称“慰安妇”为“P”，即英文单词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其中，日本“P”，供日军将校级军官使用，平均比例为1∶10;朝鲜“P”，供日军下级军官使用，平均比例为1∶40;中国“P”，供最低层官兵使用，平均比例为1∶80。
日籍慰安妇的最后归宿
在慰安妇的慰安生涯之中，很多人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大部分人都患上了严重的性病，很多人因被“使用过度”而成了废人，或丢了性命。
战争结束之际，日军节节败退，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们白天充当护士、弹药运输队、战士，晚上还要继续慰安归来的士兵。更有一部分日籍慰安妇，拿着分发的武器，直接随同残余的士兵上战场杀敌。随着战况越加恶化，一部分慰安妇被要求集体自杀。
在日本，士兵死后，可以被授予荣誉，得到抚恤金;但是慰安妇死后，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还要被歧视和唾弃。日籍慰安妇被遣送回国后，受到了同胞和政府的歧视。
至于那些客死异乡的日籍慰安妇，就更没有人想起她们。在日本靖国神社内，供奉着约57000余名日本女性，其中并不包括日本慰安妇。
战后，日本政府一度对这些曾经“性欲奉公”的日籍慰安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然而，在美军占领日本后，日本重兴慰安所，再次招募慰安妇，将她们当作讨好美军的礼物，部分日本女人也再次沦为慰安妇。
1938年——1939年华东地区慰安妇数目统计
1945年，美军进驻日本。当时日本社会极其担忧本国妇女将遭到暴行凌辱。针对这种恐慌心理，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也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以此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
在当时，建立这种设施，预算要花费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这算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是，时任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很快就批准了这笔钱。他认为，“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日本人平冈敬一曾采访过一个在小町园慰安所慰安过美军的女子“玛丽”。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一般而言，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每人100日元，这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之多。根据合同，慰安妇只能得到其中很少一部分，其余大部分都落入右翼财阀腰包。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等人，都借此机会大发横财。
尘埃落定后，那些曾经沦为慰安妇的女子，大多隐姓埋名了却余生。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档案,慰安妇问题由此也更加难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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