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五年(200年)，东吴版图的奠基人孙策在临终前，将印绶交给其弟孙权并嘱咐道：“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事实证明，孙权不负兄望，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时代，不但终其一生未失江东寸土，而且使基业不断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业之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中对其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英奇，人之杰矣。”

　　在陈寿看来，孙权和勾践都是能够“屈身忍辱，任才尚计”的英雄豪杰。正是由于勾践和孙权都曾忍辱负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杀害功臣之举，都在战略上使用过“美人计”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史学界几乎一致支持陈寿的看法，认为将孙权比作勾践再恰当不过。然而，如果将此二人放回各自的历史环境中，对他们的行为做一下客观的比较，就会发现孙权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计”方面和勾践有着本质区别，可谓小同而大异。

　　越王勾践是中国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师于夫椒，接着围困勾践及余部五千人于会稽山上。勾践走投无路，派大夫文种求和于吴：“君王亡臣勾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也就是说，如果吴王夫差乐意，越国举国女子都可以按“门当户对”的原则去侍候吴国的男人。这样，“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践一人，越国所有君臣都将蒙受奇耻大辱!吴王夫差听信谀臣太宰嚭答应求和后，勾践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吴为奴。勾践不仅亲自为夫差驾车养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主动尝其粪便以诊病情。

　　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关羽后，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加屈降于曹操。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汉，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于禁等曹魏降将。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魏国的忠心。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此时吴将陆逊已经大破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齐国。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杀。

　　孙权同样也能重用人才，同样也杀害过人才，但杀人的主观原因和方式方法则不同。孙权杀害的最重要人才无疑是火烧夷陵、大破刘备的名将陆逊。但孙权在主观上绝不是要兔死狗烹，因为当时孙权还未一统天下，魏、蜀还时刻威胁着吴国的安全，吴国还需要陆逊这样的“良弓走狗”。而且孙权之所以害死陆逊，主要是因为以陆逊为首的一批大臣反对他废嫡立庶(孙权欲废太子孙和，改立鲁王孙霸)。陆逊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和孙权较劲，加上鲁王党羽杨竺等人的不断谮毁，所以“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尽管孙权气死陆逊有失英明仁义，但与勾践赐死文种又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孙权气死陆逊后追悔莫及：“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若陆逊泉下有知，也该瞑目了。但勾践不同，他逼死良臣已经可恨，更可恨的是他杀贤害才时暴露出的麻木不仁的无耻心态。勾践在逼迫文种自_杀时竟言：“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说到“尚计”，勾践最擅长的计谋莫过于“美人计”。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勾践兵困于会稽山，国破家亡之际，他马上就想到了“美人计”。君臣一番谋划后，竟派文种向吴王夫差求和：“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结果由于伍子胥识破其计，力主灭越，第一次“美人计”没有奏效。但越国君臣没有气馁，他们听说吴国的权臣太宰嚭贪财好色，于是“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黄天不负有心人，第二次“美人计”终于有了效果，在太宰嚭的强谏下，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后来，为了用女色迷惑夫差，以乱吴政，“越王勾践得采薪二女西施、郑旦，以献吴王”。这是第三次也是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次“美人计”。

　　由此可见，勾践为达复仇目的，不断采用女色诱敌的手段，他每前进一步，都要以女色作为开路的利器，都要以牺牲越国女子的幸福作为代价。孙权也曾使用过一次似是而非的“美人计”。说它似是而非，是因为严格地说，它实际是一场政治联姻，并非传统意义上靠女色迷惑对手的计策。赤壁之战后，刘琦(原荆州牧刘表长子)病死，“群下推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孙权同样是向对手进献女子，但与勾践使用的纯粹“美人计”又大不相同。勾践进献美女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色相以迷惑和讨好敌人，美女只是供人取乐的玩物;而孙权进献妹妹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结亲以拉近和刘备的关系，其妹是刘备有名有分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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