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较为开放的时代氛围，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不罪言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振，使得士大夫们的批判意识、参与意识空前高涨蔚为渗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时代风气。仁宗中期，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矫厉尚风节”，作为只是结构、能力结构比较全面的综合型人才，他们学术上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段”，政治上“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他们以天下为胸怀，以“天道”“公议”的旗帜，作为凝聚自身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他们一方面自本朝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思想资源，一方面也积极建树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

　　庆历(1041—1048)初期，国家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财政、吏治、军备问题及各类社会矛盾愈益突出，引起强烈关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积弊，力倡新政。在日渐高涨的改革呼声中，庆历三年秋，范仲淹进《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批评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即“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而这一奏章，即成为“庆史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秋，新政的另一主持者、枢秘副使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古典》，其中强调“法制既立，产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而他所说的“法制”，也是指祖宗之“成宪”;他认为，“守基图祸乱之本”，即“振颓纲、除弊法”的可行办法，是搜讨三朝典故及诸司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

　　这些批评时政的士大夫，所揭举的改革旗帜，是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是复振祖宗之法。他们的主张着眼于振兴法制，寄寓着对政治清明的憧憬;其中所传达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而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要求整饬、要求尤为的迫切愿望。

　　意识到“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新政的倡行者们，在变革的启动阶段，是比较谨慎小心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入朝之初，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北边患。庆历三年八月丁未，范仲淹被用为参知政事，富弼任枢秘院副使，二十天后，仁宗开天章阁，仍是问御边大略;其间再颁手诏催促：进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韩琦暂往陕西，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所宜尽心为国家，五事建明不得顾避。兼章显等同心忧国，足得商量。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着，并需条例闻奏，副朕拔擢之意。

　　并于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条陈当世急务于前。这样“迟回近及一月”，才有了范仲淹等人的奏陈。欧阳修将这种“迟回”解释为范仲淹等人的“避权”，庆历五年二月，他在新政暗淡退场时愤愤不平地上疏，论“小人欲害忠贤必指为朋党”，其中说及新政发动时的情形：

　　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事难遽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援，但欲渐行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举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

　　显然，在涉及根本性问题，涉及君臣关系的方面，范、富等人相当慎重。而这种时候，针对时政需要“举祖宗故事”，则成为可行的手段。

　　对于新政派而言，多层面的祖宗法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庆历三年盗起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厚赂使去。事闻，富弼议诛之，范仲淹欲宥之。面对富弼“举法而多方沮之”的责备，范仲淹语意深长地“密高之曰”：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此事后来令富弼感慨万端，以至于称“范六丈、圣人也”。

　　从现象上看，庆历新政的支持、反对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诬谤而失败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记载道：

　　天子以仲淹士所属，……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极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当时，被认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虽然委以与范仲淹等共同“经画当时急务”的重任，史称其“以违众意”，“无所建明”事实上乐观新政之败，甚至在背后组织抨击;二府的执政贾昌朝、陈执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都对新政持否定态度。监察御史刘元瑜、右正言钱明逸等，对于新政主持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多挟朋党”“欺罔擅权”，二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例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而他们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是“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

　　双方为论证自身意见的合理性，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依据，而他们所阐述、所宣扬的祖宗之法，关键迥然不同。一派力量要求更张变通，以期再振祖宗纲纪;另一派则强调成规旧制的稳定，反对纷纭生事。

　　赵宋的“祖宗之法”受到尊敬并且愈益在现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是在仁宗时期。“祖宗之法”提法的出现，并不以为这在当时对其含义有着一致的认识;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提法一方面倾向鲜明、一方面内涵外延含混，因而使它更易于为当时的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援引利用。透过表象的纷繁，我们看到，“祖宗之法”的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基于这一立意，它要求充分贯彻维系、制约的原则，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调整与“革弊”但戒惕抵斥强烈的冲击。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先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帝王意识深处对于高级官僚中形成集团势力、对于朝野间掀起政治波澜的警惕。

　　仁宗朝，朝政以宽松开明著称，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或许可以说，这种一体两面的特别，是北宋开国以来政策基调发展造就的结果。庆历新政的出现与夭折，正与次有关。由于其滞缓，当时士大夫“皆患法之不变”;由于其开明而“德泽深厚”，使这段时期成为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盛世”——甚至是“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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