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之一：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领导层出于自身考虑，保留了日本天皇体制。
观点之二：开脱日本天皇对于其在二战中的战争责任，某种程度上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脱罪的样板，后患无穷。
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最高首脑在日本皇宫防空室举行御前会议，讨论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问题。日本天皇裕仁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表示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决定发出停战诏书。
同日，日本天皇发布了由各国务大臣副署的《停战诏书》，说：“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以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己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此之前，日本的公民们是无权听到他的声音的。他没有用投降这个字眼，但人们明白停火是按同盟国提出的条件进行的。他们知道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原子弹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以及苏军8月8日对满洲的出兵终于迫使日本投降。日本同意波茨坦会议的修正条件。同盟军将占领日本，解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制度。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部分民众、一些受害国、国际仲裁机构乃至裕仁本人都认为天皇对战争应负起责任。日本国内一些进步群众团体的领袖以及部分深受战争创伤的同盟国呼吁：裕仁作为战争期间的国家元首是发动战争的元凶，理应作为头号战犯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与惩罚;并再三提出应废除日本天皇制，改变日本现存的政治体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澳大利亚法官威廉·维著作为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也认为：“如果不审理天皇，战犯一个也不能处以死刑。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他应在国内或国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亏，难以面对愤怒的世人，他觉得应理所当然地负起战争的所有责任。
可事实是，随后众多日本战犯被送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审判，而作为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天皇却没有对战争罪行负责。在众多日本战犯被处决的同时，天皇又身处何处呢?他仍然待在皇宫里，继续着他“神圣”的天皇职责。这在二战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
在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是时任盟军首领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他与裕仁有过私下的接触，并最终为了本国利益而放弃了对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追究。在这次会见中，裕仁表现得体、态度坦然，勇敢地承认“对于日本政府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和军事行动……我是惟一的责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给麦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后这位上将回忆起裕仁时曾说：“在当时，我感到我面对着日本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有素养的人。”
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注定统治世界的“大东亚”观点，维护世界和平，肃清国内黩武精神，另外否定天皇的神圣性，天皇由神回归为人。裕仁都一一照办。既然日本彻底肃清军国主义，并且剥去天皇“神圣”的外衣，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自然对天皇的责任也就不再深究了。
在通盘考虑美国国家利益和盟军面临的形势后，麦克阿瑟在向总统杜鲁门的汇报中声称，“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逮捕”。因为基于长久以来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对日本民众的影响，保留天皇有利于帮助盟国占领控制日本。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并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及全球战略的考虑而给日本天皇的一块“免死牌”。1946年4月3日，远东委员会决定对天皇不予起诉。
6月18日，远东审判首席检查官基南在华盛顿宣布对天皇不以战犯论处。与华盛顿相呼应的远东审判日本辩护团一致通过决议：“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问题是，天皇究竟应不应该为其战争责任负责?或者说，天皇到底有没有真正责任?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P.比克斯在其《裕仁和现日本的形成》书中写道：“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看着他的大臣们做战争计划。下面内务部领导和军方将领们也在估量他们的方案。于是首相说：‘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展示了一个“狂暴狡诈、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推翻了民主政治，掌控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直至他那浸满鲜血的王朝崩溃。而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急于维持一个没有能力的君主制国家，他把君主包装成一个“军国主义者”的傀儡的形象，让裕仁摆脱困境，使他的臣民隐藏了他们可耻的战争记录，为否认罪行的日本文化提供了保护。
历史就这样给我们开了个玩笑，不惩恶，即纵恶。由于天皇制度的保存和裕仁天皇的罪责未加追究，对于日本来说，首先是省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净化的过程，日本不但自己从未将任何一个战犯送上法庭，而且使已认定的战犯们看到了日后推脱罪责样板——天皇裕仁既然无罪，那么，为天皇开拓“大东亚共荣圈”疆土而圣战的臣民，谁还会有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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