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营合约
原本希望藉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则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洩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Camp David，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许多阿拉伯国家对此非常不满，埃及被从阿拉伯国家联盟里驱逐。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埃及还一直被当成“阿拉伯国家里的领导者”。
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大的影响便是，在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和平协议是自1948年的战争以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首次公开进行对话。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尤其是埃及)，从六日战争以来一直承受的战败感得以克服，并让他们能平等的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然而，战争中埃及只在西奈战线获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却在戈兰高地以及运河西岸获得更多的土地，这场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了解到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间的和平得以展开。
这场战争震惊了整个以色列，之前六日战争的大胜让以色列军过度自信，一直以为以色列在中东拥有优势军事实力。而战争初期的挫败造成以色列国内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内便承受了美国十年越战的伤亡比例。
石油危机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森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
政治余波
以色列群众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活动在战后4个月展开。抗议由Moti Ashkenazi所领导，他是“布达佩斯堡垒”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个唯一死守到最后未被埃及军攻克的巴列夫防线上最北边的堡垒(Rabinovich,499)，愤怒的群众非常不满以色列政府在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针对莫夏·戴扬)。以色列最高法院为此展开了调查，调查为何战争爆发前未能及时备战，和战争开头几天内的挫败。
特别委员会在1974年4月2日发布了初步的调查报告，六个人必须为战争前期的挫败负责：
·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被提议免职，委员会认定他必须承担“对战争前的准备工作和战争情势发展的责任”。
·情报机关首长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议免职。
·Amam军事情报部的埃及情报工作小组负责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区情报首长Gedelia中校，被提议调离情报机关。
·南方战线的指挥官史密尔·葛农(Shmuel Gonen)，被提议除役现役(Rabinovich,502)。他被迫在报告发布后的1975年1月30日离开军队。报告中指责他“他无法达成他应履行的职务，并应对我军在战役中的危险处境负责”。
与公众的不满不同的是，这份报告“因为受到压力，报告调查的是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而不是政府高层的责任，然而那已经超出他们能力所及”。然而梅厄总理和莫夏·戴扬显然必须负起责任，公众要求他们辞职(尤其是戴扬)的声浪越来越大(Rabinovich,502)。
最后，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总理辞职了。她的内阁也一起总辞职，包括已经请辞两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扬在内。原本担任埃拉扎尔的顾问的伊扎克·拉宾，在6月继位成了新政府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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