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魏迁都洛阳，是促进民族大融合，实现民族大团结的琴瑟和谐之举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历史一再证明，各民族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国家才能长期稳定，繁荣发展;而歧视、敌对、仇杀，则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把国家推向深渊。正所谓：“和则互利双赢，斗则两败俱伤”。
遗憾地是，在南北朝以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原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基本处于敌对状态的。这种状态源自“三代”(夏、商、周)，盛于秦汉，使国家经常处于血雨腥风的屠戮杀伐之中。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实行民族隔绝分离政策，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描述：“乃使蒙恬北筑长城以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汉武帝刘彻更是实行民族灭绝政策，倾全国之力剿杀匈奴，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之“名”，其实是和民族仇杀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民族政策，不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埋下了深深的祸根，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等残酷事变，就是中原汉族政权实行错误民族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北魏政权的建立，既得益于民族混战给自己带来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民族敌视的巨大挑战。都于平城，穿胡服，说胡语，行胡俗，虽雄踞北方，却很容易使其他民族把他们依然看做过去的胡人政权，难以在心理上认同他们是华夏一统的王者。迁都洛阳，居王者之地(夏、商、周皆建都洛阳一带，故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之说)，继之进行一系列汉族化的改革，确实能使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在心理上承认他们是正统的王者，从而消除敌视，增进互信，造就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局面。
事实正是如此。据《中国全史·民族史》介绍，“北魏统一北方后，黄河流域出现了各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重视民族问题，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这时的北魏，除了与南朝继续对峙外，与大漠南北、东北、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均保持着互相友好的关系。
生活在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敕勒等。北魏兴起之初，即征服了敕勒各部，迁都洛阳前后，把敕勒人迁居到河西一带，设置了各级官吏进行管理。敕勒人乘高车，逐水草，游牧于草原上。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歌唱他们的民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勿吉、室韦、契丹等，和北魏保持了朝贡关系，世代沿袭不绝。
生活在西北地区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如乌孙、坚昆、丁零、鄯善、于阗(tian)、焉耆(qi)、龟兹等，均与北魏频繁交往，从而使汉文化大量传入西域，同时西域各族文化也大量传入中原内地，互相影响，共同进步。
北魏政权与其他封建帝王统治一样，都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弊端，其灭亡是必然的。但孝文帝迁都洛阳，依然不失为闪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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