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颁发的两道“密诏”，是研究维新运动的重要资料，也是康有为后来保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密诏”发布，即有人产生怀疑，和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也说它是“伪作”，近年来，对“密诏”的来源、时间、内容、性质诸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视，如台湾黄彰健先生即有专文考核，为此，这里准备就我接触到的各种文献，提出一些看法。

　　“密诏”是怎样露布的?刊发中又有哪些变动，这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

　　较早提到“密诏”的是1898年9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字林西报》，谓：“闻本月初二日，皇上曾密诏康有为作速出都，此间怨家太多，不宜久处”。

　　至于康有为，在旅日期间也多次谈到“奉诏求救”，如《戊戌八月国变记事四首》的第三首谓：“吾君真可恃，哀痛诏频闻。”第四首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康有为去世后，《康南海先生墨迹》印行，中有“密诏”两道，但它是抄件。

　　如今看到的光绪皇帝“密诏”，来源不一：一是杨锐之子杨庆昶缴呈的第一诏，即《光绪大事汇编》卷九所载;二是报刊上登出的两道“密诏”全文，如《新闻报》《字林西报》《台湾日日新报》;三是罗惇曧之由王式通、赵熙“录以见示”的;四是康有为、梁启超记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诏求救文》《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戊戌政变记》《康南海先生墨迹》。

　　在这四类中，罗惇曧所录第一诏来自杨庆昶所缴呈，文字稍异(见后)。第二诏或据报刊传抄。至于报章所载，最早刊登的《新闻报》，前有康有为的信件，日本外务省档案和《台湾日日新报》也是附在康有为《奉诏求救文》之后。那么，两道“密诏”的来源，实际是两个：一是杨锐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后者则有两谕。

　　这两道“密诏”，第一道由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赵炳麟据以录入，这时慈禧、光绪刚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诏“令其珍藏”及杨锐“复奏大纲”经过，自有根据，赵炳麟据以录出，当为可信。两诏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则最早为1898年10月19日的《新闻报》。这样，要探索“密诏”的真伪及其演变，就得首辑赵炳麟所录和《新闻报》刊出的“密诏”。

　　先论第一诏

　　诏文据赵炳麟所录为：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就是杨锐之子杨庆昶缴呈的第一诏。

　　第一次密诏的另一个来源，是据《新闻报》1898年10月19日《国事续闻》二十六所载则为：

　　朕维时局艰维，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缴“密诏”(下简称“杨本”)既有源由，语气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诏”(下简称“康本”)，则与之不同。主要差异是：

　　第一，“杨本”是“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感到自己“权力实有未足”，希望改变旧法，“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从而颁诏，嘱“妥速筹商”的，词意婉转，内容近实;而“康本”则一开始就从“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着眼。“杨本”只说如果“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则“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则作“今朕位几不保”，语气大有差别。

　　梁启超,光绪帝和康有为

　　第二，“杨本”作“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而《康本》初刊时作“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查“密诏”交杨锐传出，谕中“尔”应指杨锐，不应再加“杨锐”之名，下面为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三人，则传谕军机四卿，原无康有为之名。“康本”在《新闻报》初刊时，“尔”作“汝”，说是“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云云，变成“密诏”是交给康有为的了，后来且写“汝康有为……”，把康有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显然，这是中经窜改。

　　照此说来，“杨本”和“康本”的不同在于：“杨本”只说变法危机，嘱军机四卿想出既能“转危为安”，又不“有拂圣意”的“良策”;而“康本”则明言“朕位几不保”，嘱“设法相救”(“设法相救”四字，即为“杨本”所无)。“杨本”的“尔”指杨锐，谕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为，后来且径添康有为名。显然，“杨本”是真诏，而“康本”则经改窜。后者不是一般的传抄错误，而是另缮重写;不是稍有增删，而是改易谕意。关键之处是添加了“设法相救”和把“密诏”说成是写给康有为的。

　　再说第二诏

　　至于光绪皇帝的第二次“密诏”，在《新闻报》最早刊出时作：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第二道“密诏”是给康有为的，与第一诏之另有杨庆昶缴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为一个来源，无法判定“真诏”。

　　照此说来，两道“密诏”，均有改窜，其关键之处，除表示写给康有为外，是在“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而第二诏之加上“国求救”三字，作为“奉诏出外国求救”的张本的。

　　由于康有为将“密诏”改窜，王照又称其为“伪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怀疑光绪曾否有此诏书，而予根本否定。我认为，这还得具体分析。

　　第一，光绪皇帝是曾经发下两道“密诏”的，第一通“密诏”交由杨锐带出，宣统元年，杨锐之子缴呈都察院，说明确有其事。“密诏”首言“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谕饬其迅速离京，“密诏”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谕折汇存》：“八月初二日，召见军机及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与《康南海自编年谱》“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明夷阁诗集》下“按语”：“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相合。即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见谭嗣同持来墨笔所书“密诏”，也说“仿佛亦上之口气”，知“密诏”是确实有的。

　　第二，王照称之为“伪作”，但他并未说没有“密诏”。政变发生，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养毅的笔谈中，就承认有“密诏”，他说：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复合。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而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禄、刚毅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这件笔谈，甚为重要，他不但说明确有“密诏”，还说“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他提到的袁世凯、四卿家属“必有能证者”也有根据。袁世凯《戊戌日记》即有记载，杨锐家属又持以缴呈，可见王照是承认光绪发过密诏的。

　　康有为将第一诏改为写给他自己，无非表示他奉有衣带之诏，是“奉诏”，是能代表光绪旨意的;至于加上“设法相救”、“出外国求救”，又是他为政变后流亡海外、保皇复辟作舆论准备，表示他是“奉诏求救”。

　　康有为最早在报纸登出“密诏”时，就有了“奉诏求救”的设想。当时，他曾分函中、西各报，要求“遍告天下”。中文报中，《新闻报》说是“本馆虽用华文，本系西报，故将原函不易一字，并所抄之密谕二道照录于后”。康有为的原信是：

　　善长大人足下：天祸中国，际此奇变，吕、武临朝，八月五日遂有幽废之事，天地反复，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愤。皇上英明神武，奋发自强，一切新法次第发行，凡我臣庶，额手欢跃。伪临朝贪淫昏乱，忌皇上之明断，彼将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旧奸民复环跪泣诉，请其复出(以革怀塔布之故，此事皆荣与怀赞成之者)。天地晦冥，卒致幽废。伪诏征医，势将下毒。今实存亡未卜，诚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伪临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仆与林、杨、谭、刘四君同受衣带之诏，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将密诏呈上，乞登之报中布告天下(中文报不能登，西文报亦可)。皇上上继文宗，帝者之义，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再《春秋》之义，文姜淫乱，不与庄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能念，况以昏乱之宫妾而废神明之天下哉!若更能将此义登之报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则燕云三十六州，未必遂无一壮士也。专候近妥。弟某叩首。

　　信中称慈禧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罪大恶极”，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国求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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