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现在我国人民买房难，在古代，住房也是最让国家重视的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是适合居住的土地面积少，所以住房成了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困难问题。古代官员对于住房更是有着高标准，政府也制定和更改过很多措施，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很多中低收入者仍然买不起房，而官员的住房，更是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的问题，那么古代是怎样解决官员住房问题的呢?

　　古代官员的住房福利待遇

　　官员的住房名叫“官舍”。为了办公方便，官舍与官衙常常连在一起。白天在官衙办公，晚上回官舍住宿，年复一年，天天如此，理当如此在官员们看来，自己是“朝廷命官”，国家理当解决官员住房。秦王朝建立之后，忙着清理战争遗迹，解决好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重大问题，来不及考虑管员住房问题，秦王朝就垮台了。

　　刘邦建立汉王室之后，官员住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向全国发布了《同安辑令》。其中规定：凡是列侯这一级官员，都发给官印绶带，赐给宽大的住宅;俸禄两千石的武官，可以迁居首都长安，赐给差一点的住宅。这是给予开国功臣的住房待遇，同时也给一般官员解决住房。《汉书.何并传》载：“(何并)性清廉，妻子不舍官舍。”是说何并为官清廉，不让老婆孩子到他的官舍。不用说何并是有公房的。《汉书》卷九十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侍中董贤为了变现自己，节假日也不回家，汉哀帝大受感动，“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把其妻搬进董贤在宫中的住所。从这两个例子来看，西汉至少在中后期，管员有了居住的公房，而且家属也可以进来住上几天。

　　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员越来越多，官舍建设速度跟不上管员数量的增长，于是出现官多房子少的问题。《后汉书》卷二七载：太中大夫张湛“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太中大夫食禄千石，常伴皇帝左右，像皇帝身边的这种人，还要等候房子，可见官舍到了何等紧张的地步。另从《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记看，汉晋时全国管员总数约为7000人，隋朝后扩大到12576人，唐朝膨胀至18805人，其中在首都当官的就有2620人。怪不得顾况对白居易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其实，当时的长安不仅米贵，住房也是很紧张。可以相见，两千多名居住在长安的管员，大都有了老婆孩子，还有奴仆杂役等等，需要解决多少房子?

　　官舍如此紧张，是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大唐政府从改变衙舍建筑的格局入手，将办公的地方和居住之处分为两处，衙门原地不动，管员住宅建在外城。从史料记载来看，先后共建起108“坊”。这样，管员家属不能再住公房。不过，在办公区域仍然有管员单身宿舍，主要为管员值班之用，也适当照顾单身的年轻管员。同事，朝廷对那些德高望重，为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臣，在住房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允许他们住在官舍，如果管员调动或者或者退休，还要办好住房交接手续。比如，唐玄宗批准宰相李日知退秀，这位老臣“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很快找了别的房子，很痛快的就退出了公房。

　　住房改革以后，那些拖儿带女的官员，如果在长安城里没有老家，就要自己建房，那些经济紧张的人就只好买“二手房”了，官员们从此有了自己的私房，既解决了管员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大大减少了国家对官舍建设的开支，取得了官舍改革的成功，因而被后来的朝代效仿，不再为官舍的紧张而头疼了。

　　宋朝时期，朝廷在京都和各地州府，设有管理公房的专门机构。在京城开封做官没有私宅的，不论是谁包括那些高级官员，都要租房子住，《宋史》卷二七五记载大将军刘福，他的几个孩子劝他盖大房子，刘将军为此大发脾气：“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坚持不造房子，仍租房子居住。结果刘福眼睛一闭，他的儿孙差点流浪街头。《宋史》卷二八七还有这样的记载：副宰相杨砺，位高权重，照样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杨砺是在陋巷里租房子住，以至于皇帝的轿子都抬不进去。堂堂副宰相混到了这种地步，可见宋代宋代官员住房是怎样的情况。

　　元朝其实也好不到那去。从《元史》卷一八二看，集贤殿大学士宋本是大都人，原先的房子被父亲卖掉，他本人考中进士之后，可谓一帆风顺，但是房子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也是终生租房子居住，不过，元代允许自筹资金购买房产，比如国子监，礼部等部门，通过这种方式，建设或购买了一批房子，为本部门的官员解决了住房的困难。

　　明代官员住房采取了新的措施。当时的京官依照品级的高低，可以使用皂役为家里做杂物，也可以不用皂役而将给皂役的工钱折算归自己。这些钱积攒起来，允许将本单位公房一次性买断。但是，房子的所有权并不归属于个人，其产权仍属于机关单位，官员若要调走或退休，必须把房子退还给所在单位。

　　清代的官员在住房的方便算是很幸福的了，基本实行福利分房，制定有住房标准，由政府按照级别分配。如一品大员给住房20间，形同小型的王府;二品官员给住房15间，三进三出的大院;三品官给住房12间。往下类推，七品县官给住房4间，就是九品科级干部也给住房3间，是个像样的四合院，住个两代之家也没有问题。官员住房超标，就要受到查处，一般也不允许搞豪华装修，有些官员就在住房问体上出了问题，甚至被送进了班房，住进了这样的“公房”而悔之晚矣。

　　古代官员租房也有高要求

　　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建或者自购。二是租房。清代实行满汉分居，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地宅宽大，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人升转外放，或年迈返籍;又经常有父母去世、须回籍守制者，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另外，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做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与此同时，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这些诗句皆是写实，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都，开始寓神仙胡同。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十九年(1754)，又移寓横街。此后还在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住过。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方便。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可供京官租用。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

　　由此看来，古代人民也备受住房问题的困扰啊!官员们既要面子，又没钱买房，买房还要求风水、交通、周边配套，简直比现在的官员还不好混。看一看自己家的小三房，其实挺温馨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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