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5月18曰，林则徐大肆收缴了鸦片贩子输运来华的鸦片共19187箱又2119袋，总价值大约1100万元。

5月31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宣布在虎门销烟，允许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到现场观看。

6月1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徒，以避其毒”。

祭告海神的祭文为林则徐亲撰，其末后两句为：“有汾浍以流其恶，况茫乎碧澥沧溟；虽蛮貊之邦可行，勿污我黄图赤县”，充分抒发了其澄清宇内的大志。

六月三日，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常錞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搭建在虎门寨下的礼台，礼炮声中，销烟运动正式开始。无数被切割成瓣的鸦片被抛放入池中，在卤盐、石灰的作用下，不爨自燃，“浓油上涌，渣滓下沉，臭秽熏腾，不可向迩”。

先前，许多外国商人都“断言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然而，林则徐就这样当着千千万万人的面将鸦片进行销毁了。销烟期间，“沿海居民，观者如堵”，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金（C．W．King，也有译作“经”和“京”的）和其眷属、传教士裨治文、商船马礼逊号（Morrison）船长弁逊（Capt．Benson）等人也专门从澳门赶到虎门看热闹。在现场，这些洋人详详细细地察看了销烟的每一环节，对中国人言出必践的办事方式感慨良多。

（虎门销烟纪念馆油画）

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自己所见的销烟情形，感慨地说：“当崇奉耶稣教的那些政府正在生产这种毒药的时候，而这位异教的君主，竟不屑于以它出售，来为他的国库博取不下于2000万圆的收入”。（《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1839年7月25日）

裨治文则在参观记中写道：“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在各个方面，看守显然是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镇口有个穷人，因仅试图拿走身旁的一点鸦片，但一经发觉，几乎立即被依法惩办。即使（《澳门月报》1839年6月）

金和裨治文等人还得到了林则徐的亲切接见。

林则徐不但向这些洋人重申了天朝禁治鸦片的决心，同时也给他们详细陈述了今后外国船只进港贸易的条件，说：“最近所实行的严厉措施，目的完全是为了扑灭鸦片买卖”，“违法的交易必须马上制止，其他正当贸易则受保护”。

林则徐特别声明：“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毒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

林则徐深感于“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的种种颟顸无知，就仔仔细细地向向这些洋人询问了英国人撤离商馆的意图，以及同英国女王及其他欧洲君主通讯以什么方法最好。

林则徐还表示，他极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欧的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尤其想得到一套马礼逊编的《英华字典》。

从这一时期始，林则徐也开始密切关注英国的反应，大力延聘翻译人才，想方设法探求西方知识。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姚莹在《东溟文后集》中说：“中国地利人事，西夷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然矣。”林则徐以“不知”为耻，四处延揽通译人才。基督教徒梁发的儿子、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得意弟子梁进德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被林则徐招揽到幕下的。当时的外国人都一致认为梁进德“能正确而流畅阅读与翻译报刊上的一般资料”，称他“很明显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学员”。 梁进德之外，还有亚孟、袁德辉、亚林。

魏源、《圣武记》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宾汉撰写的《英军在华作战始末记》则说：“当他在穿鼻港（按即虎门镇口）时，他指挥他的秘书、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效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这些情报，每日都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册。”

英国传教士主办的《澳门月报》上也报导了关于林则徐研究西方事，称：“中国官府不知外国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处人，洋商、通事、引水等二三十位，四处打听，按月呈递。有他国讨好，将英国书卖与中国。”

《澳门月报》这样报导林则徐，而林则徐对英国国情和英国对华政策的许多认识也来源于《澳门月报》、英国商人主编的《澳门新闻录》，甚至有英国鸦片商马地臣主办的《广州记事报》等资料。

由上述时人的种种评论和流传下来的史料可知，称林则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毫不为过。

只是，他这一睁眼，视线投射得有多远，视野打开得有多大，就值得玩味了。

举一个例子，林则徐不是很想得到一些可以了解西欧的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吗？

在广州新豆栏街租赁房屋设立眼科医院悬壶济世的美国医生伯驾（P·Parker）就给林则徐奉上了好几册地理书和一架地球仪。很多史料就大书特书了这一笔，从而给很后人造成了这样的假象，以为伯驾是林则徐的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西方的历史、当前世界格局等等。

其实，两人素未谋面。

不是伯驾不想见林则徐，是林则徐不屑见伯驾。在林则徐看来，伯驾也就是一个化外夷人，和他相见，有失身份。甚至，林则徐后来得了疝病，在遍访中医治疗均无效的背景下，曾使人婉转向伯驾表示过求治的心愿。于是，伯驾让他来医院就诊，但林则徐拒绝了。林则徐认为，自己堂堂天朝大吏，怎么能够亲自上医院找医生呢？那么，好吧，伯驾愿意上门看病。

但林则徐还是拒绝了。

林则徐的理由是：人臣无外交，天朝大臣，是不适合和外国人氏相见的。那么，怎么办呢？伯驾只好让林则徐派来的人将疝带带回，转交给林则徐家里人绑到林则徐身上。看看，就连治自己的病都这么保守，那么，还能指望林大人的视野有多开放呢？按理说，第一次绑疝带是必须由外科医生亲自绑托才行的，但伯驾已经弄清楚了，林大人“害怕同一个外国人有任何私自的接触”。他记录说：“据报告，疝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这条记录上，也说明疝带被林则徐绑得不伦不类，稍不当心，就滑落在地了。

伯驾还特别为林则徐制了一张病例卡，病例卡记载为：“林则徐，疝病，钦差大臣，前湖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林则徐研究过伯驾送来的地理书和地球仪，看到英国的版图也就那么一小块，认定这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距离天朝有万里之遥，不可能对天朝构成什么大的威胁，于是就挥笔写就了一份“谕英吉利国王檄”，把自己禁烟的情况反映给英国国王，要其配合自己禁烟。

这份“谕英吉利国王檄”写得很搞笑，称清朝的道光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吓唬英国王赶快采取合作态度，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檄文的结尾，还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说：“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1839年的12月英船“杉达”号（Sanda）遭遇海难，中国官兵救下了船上的英国人喜尔（Hill）等人。林则徐把这封信的英译本交付给喜尔，让他帮忙审阅，以免信中语句有错。

喜尔回忆说：“他交付一封给英国女王的函件。文辞仍旧是一贯的浮夸口气，使我不禁失声而笑。他一看见这种情况，便问是不是不合适。我们说我们所笑的，只是文辞上的几处讹误。于是他便吩咐我们将信带入里屋，在那里修改我们所发现的一切错误，并在那里进茶点。”

帮助林则徐送信的英船“担麻士葛”号船主弯喇，信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拒绝接收。但《泰晤士报》全文发表了此信。

（魏源《海国图志》原稿，藏于林则徐纪念馆）

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在《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中对此信评价是：“林则徐苍白的语言，无力的威胁，看起来非常可笑。这次事件被搬上了舞台，成为流行的喜剧，在其中，英国商人在广州的遭遇被用来取乐。他们挥舞着滑稽的、夸张的手枪，把自己打扮成海盗。在遥远的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成为伦敦的笑料和一种娱乐。”当然，这一切，林则徐并不知道。

1839年9月2日，林则徐南巡澳门，当日，记下巡澳见闻，说：“凡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虽暑月亦多用毛绒之类为之，帽里每藏汗巾数条，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鬓，乃或藏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鬓。衣则上面露胸，下面重裙。婚配皆由男女同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不难看出，林则徐对居住在澳门的“夷人”并无多少好感。

正因为看见了这些“夷人”“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他认定了人家没有腿肚子，膝盖不能弯屈，所以，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英人非不可制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对“夷人”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至若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作为对抗外国势力的民族大英雄，诸事敢为天下先，足以照耀青史，垂范万世，但时代局限住了他的眼光，制度捆绑了他的思想，使得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往往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令后人无比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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