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综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领导编纂了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的“纵欲”。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疾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指纪晓岚)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子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我以为首要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

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别人且不管，我个人对于以上这些论点，是非常赞成的，也曾经专门著文《〈四库全书〉的B面》(见《四川文学》2006年6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所以，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采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内容和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是贫乏虚脱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

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这样，那么，综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一腔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东西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却懒于著述呢？应当说，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中也多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了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不过，这样的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银子。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

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其彻底和行之有效。

文章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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