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间夹入了一段周朝代，身处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强大的惯性之下，女皇无论如何折腾，都未能影响盛唐的大势。

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世将这段历史称之为“盛唐”。这其中，唐高宗“萧规曹随”的永徽之治延续着贞观之治的荣光，而荒唐的唐中宗及消极的唐睿宗毕竟祚运过短，他们对历史的影响不大，独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对历史的折腾动静颇大，她甚至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间夹入了一段周朝代。但这些举动并未影响盛唐的大势，某种程度上，武则天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间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使盛唐的基业能够延续下去。

武则天的人格特征

武则天十四岁入宫成为女官才人，至二十岁唐太宗身死入感业寺为尼，这段生活是极其黯淡的。她的余生许是会伴着青灯古佛聊逝光阴而已，她当初入宫时的壮语“见天子庸知非福”看来真正要“非福”了。孰料咸鱼也能翻身，新皇帝早与她暗生情愫，未几被召回宫中成为侍寝的昭仪，她的肚子也很争气，接连给皇帝诞下了四男二女。更为重要的是，她在此期间成为了大唐皇后，然后和皇帝联手杀掉长孙无忌等重臣，从此参与朝政与皇帝并称“二圣”，及至唐高宗死后，她干脆废掉儿子的皇帝之位，定国号为“大周”，自己当了皇帝。

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物，考察其人生轨迹，她的人格特征是这样的：她的相貌美丽且举止优雅，有文史的才学根底又聪明多计，早年生活经历的衔怨衔恨使她变得早熟和忍耻、能权变，对自己人生旺盛的企图心使她向具有支配、自主、暴力的性格倾斜，最终形成威权人格。

这样的威权人格使她的人生轨迹变得脉络清晰，在她的思想中，儒家道德及社会规范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取得权力，她可以忍辱屈身，将一切能利用的东西用作武器，这其中就包括亲情，所有危及权力道路的障碍务必清除，其中也包括儿孙；一旦取得权力，就以掌握生死大权之手来维系政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武则天威权人格延伸出的政权治理方式，与儒家理想治国方法是背道而驰的。唐太宗践行了儒家治国学说，由此形成了光照后世的贞观之治，他的治国理念和方略被后人编入《贞观政要》一书中。从书中可以看到，唐太宗所以成为“千古一帝”，恰恰是自觉对君主的威权人格进行诸多的限制。现在武则天取得了政权，可以肆意地渲染自己的威权人格，使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打上自己强烈的烙印，若以唐太宗来参照，这种威权人格是对国家有害的。

武则天治下的弊政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武则天与丈夫联手杀掉了长孙无忌等重臣，从此政归中宫，武则天开始参决朝政。以此为标志直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武则天手绾朝廷权柄近五十年之久。

在她的治下，高层政治和政风应当是相当败坏的。为了取得权力，武则天以不断地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为要，诛杀长孙无忌等权臣是唐高宗赞许的，但是此后动辄罗织罪名清洗大臣，甚至两任太子皆不得善终，则是武则天刻意为之的；当她拿到权柄，为了巩固政权，不惜广开告密之风，用酷吏政治来御国，遂使宗室人员及异己者尽遭屠戮，恐怖政治一统天下；及至她成为皇帝、权位得到巩固后，又大肆任用自己的武家子侄和男宠，官员需要奉承他们方为进身的捷径，遂使阿谀之风流毒天下。如此败坏的政风，与贞观之治的方略是背道而驰的，对清明政治而言无疑是戕害的利斧。

于是，唐太宗时代刻意营造的“君臣一体”政风荡然无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臣之间成了真正的依附关系，群臣皆在揣测皇帝所好以迎之，接近女皇的男宠就成为一条终南捷径。有一个故事称，大臣宋璟因为呼男宠张易之为“张卿”，顿时引起其他大臣的当面质问“奈何呼五郎为卿？”，在这些马屁官员看来，呼人为“郎”有亲近尊敬之意，以“卿”呼之实为不敬；而男宠张昌宗被人谀为“面似莲花”，一个谀媚大臣杨再思道：“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其阿谀如此，令人不忍卒读；再如写有佳句“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的诗人宋之问，一直厚着脸皮想努力成为武则天的男宠，不料因为他有口臭被女皇所拒，只好转拍男宠张氏兄弟的马屁。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阿谀奉承、贪赃纳贿、失却儒家道德成为官场必备，如一剂毒药慢慢地侵蚀着本来健康的国体。

表现在国家财政开支上，女皇热衷于神道建设，她兴建佛寺、建造大佛、九鼎、十二肖神，多次进行封神、封禅活动，并且两造明堂，建设天枢，遂使国库空竭，甚至需要洛阳胡商和四夷君长来捐钱。君王如此，世上的奢侈及享乐之风日甚。

至于国防事宜，女皇依照自己的威权人格选择了与诸夷硬碰硬的方式，由此兵役屡兴。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统兵10万往击吐蕃，大非川一战全军覆没；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李敬玄统兵18万又被吐蕃打败；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又三败于吐蕃；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到女皇下台，东突厥汗国在北部又复崛起，与唐朝有大小数十战。在女皇的执政生涯中，吐蕃和东突厥成为她最棘手的外交问题，她一味采取硬碰硬的方法，少有唐太宗的制衡和羁縻方略，由此败绩甚多，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老百姓不堪其扰，到了武则天晚年，人们为了逃避赋税和劳役，户口逃匿与欺隐的现象日重，由此开始威胁盛唐的柱石：均田令、租庸调法、府兵制。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到了唐玄宗时代，因为均田制的溃失，府兵制也就走到了尽头，客观上造成了安史之乱，此后的藩镇割据使盛唐成为历史。

盛唐的柱石形成非一日之功，而形成的柱石也不会瞬间崩塌，会有一个逐渐侵蚀的过程。女皇的统治慢慢开始侵蚀盛唐的肌体——奢侈营造花费与兵役损耗，使劳役日益沉重，社会也日益残破，由此官场乱象顿生、贪官日益得利，社会的公平正义渐散，则政权危矣。

盛唐成就了武则天

如上所述，女皇的弊政如此，但其治下的国家经济和人口仍处于上升的态势。武则天执政时期，粮食生产还算丰稔，由于赋役加重、社会失序，米价较之此前的贞观、永徽年代和此后的开元年代略有上升，显示当时有一定的通货贬值和膨胀，但不至于困窘。从人口增速来看，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有380万户，到了武则天被推翻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有615万6千余户，人口3714万余人，比永徽元年增加了230万余户，每年增长率约为1.2%，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实为罕见的高速度。由此来看，武则天对经济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有着积极的贡献。

前面说过，武则天威权人格的治下是与儒家精神相悖的，不符合贞观之治的治国理念，她的治国理念和方式形成了弊政，并开始侵蚀盛唐健康的肌体。但从实际上看，她也同时延续了盛唐的国脉。除了中华帝国的躯体庞大，周边又无强敌，武则天的弊政尽管侵蚀了帝国的肌体，毕竟时日尚短、症状尚轻，尚未到达颠覆政权的地步，另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武则天虽废唐建周，但国家的政治架构及各种国家大法没有改变（如均田令、租庸调法、府兵制和礼仪律令等），国家承继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的各种做法，依惯性前行。

比较而言，武则天的兴奋点在于如何取得权力和巩固权力，对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如何，她绝无耐心重构。且唐朝行走到这里，唐太宗开创的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颠覆重建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顺应之还能收到民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进号为天后，随即建言十二事，被视为武则天的政治纲领，其中有劝农桑薄赋税，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南北中尚禁浮巧，广言路杜谗口等内容，分明是贞观之治的延续，只是武则天心口不一未加实施，不过是她迷惑百姓的官样文章。但她如此煞费苦心，足证教化天下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她明面不能反对，甚至要被动地响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贞观新政的洪流推动着武则天时代前进，这种惯性成就了武则天的部分好名声。

第二，武则天大肆屠戮功臣及宗室人物甚至殃及者众，毕竟限于上层社会，不至于引起中下层社会动荡。且武则天善于以权术掌控天下，无人敢在其治下有觊觎之心，她于是用掌驭之力保持了政权的平稳，也就使天下保持安宁，这样就为崇尚太平的农耕社会提供了生产前提。

武则天大肆屠戮大臣和宗室，但天下事情需要人来做，靠武氏子弟及男宠来填补，水平及人数皆有限，于是，武则天将目光投向科举。为了体现公平武则天发明了糊名制；为了成为贡生的“座主”，武则天不辞辛苦逐个问答，于是，她为自己选拔出来了一些人才。她的这些举措，无意中将能才选出，甚至为唐玄宗的 “开元之治”储备了一些人才。

第三，武则天之后，她的儿子唐中宗和唐睿宗相继执政，可惜一个荒唐，一个消极，母子相比，武则天的威权人格和铁腕驭政使天下变得秩序井然。及至唐玄宗依贞观故事行事，人们以为他所废除的弊政主要是唐中宗及唐睿宗倡行的积习，与武则天关系不大。由此以来，上有贞观、永徽之治，下有开元之治，盛唐的脚步未曾止歇，武则天其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功勋人物。

所以，还是盛唐本身成就了武则天的治理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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