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国历史逐渐发现一条规律，汉末三国“三巨头”中论雄才和大略其实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曹操长于军事，外交一般，短于政治；刘备长于政治，军事一般，短于外交；孙权长于外交，军事一般，短于政治。

以上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论，因为它不能完全运用到个案分析之中，比如说刘备短于军事，但汉中之战他完胜曹操；再比如说孙权短于政治，但在他的前期江东呈现的是一个团结奋进的政治局面。上面这些说法是站在三个人一生高度去说的，是一个大方向。

曹操短于政治，这个争论似乎不会大。从政治出身上讲，曹操属于汉室旧臣的后代，本人也是一名“旧臣”，他本来也打算按照“能臣”的标准设计自己的政治规划，曾表示死的时候墓碑上能刻一个“汉征西将军”就十分满足了。考察曹操的生平轨迹，这一表态绝非惺惺作态，也不是政治上的矫情，应当是某一阶段里曹操真实内心的写照。

曹操政治生涯的巨变开始于迎请汉献帝都许县，本想“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他，最终却没能逃过“权重欺主”的诟议，被众人一致认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站在了传统政治的对立面。如果梳理曹操从汉灵帝中平到汉献帝建安年间的所有史迹，也许你会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曹操的误解，因为曹操并不想把事情演变成这样，但所有的所有，既跳出了他的把握，也跳出了他真实的愿望。

应该说“奉天子”、“挟天子”这样的政治规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当时比他更有势力的袁绍经过一番评估后主动放弃也出于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这里想说的是，由于政治架构设计上存在着天生缺陷，曹操在获取了“奉天子”、“挟天子”带来红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反向力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曹魏政权破坏程度之残酷，是曹操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预料到的。

汉献帝刘协与诸葛亮同年，小曹操26岁，东归那一年他只有15岁，曹操41岁。5年后汉献帝到了弱冠之年，按照最保守的看法此时天子也应该亲政了，曹操交权还是不交呢？如果交权，官渡之战本年才开打，能交不能交？如果不交权，好了，骂声将如潮水而来，奸臣、篡位、谋逆等等，政治脏水将让你无处躲藏，敌人骂、民间骂，本阵营里的政治对手们也在小声地骂。献帝刚到许县时，八方人士如云如雨般主动涌来，一派繁盛，可是这股人才的涌流并未持续很久，以至于曹操后来不得不连续三次发布《求才令》到处找人才，表面原因是那个时代人才资源的稀缺，背后的主因恐怕与曹操所背负的政治包袱有关。

从个性上说，曹操是性情中人，敢想、敢干也敢说，敢做人之不可做，如早年棒杀大宦官的叔父；敢直面黑恶势力不退缩，如在济南国任上刮起的反贪腐、禁淫祠风暴；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敢于拒绝，如中平年间回应袁绍、许攸等人私下串连的政变。在行事风格上曹操绝不是畏手畏脚的人，但真正掌权之后，也许意识到政治上已然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短板，越是军事上取得成功，曹操越是在政治上畏缩不前，各种顾忌反而增多了。

也许有人会说，曹操先当司空，再当丞相，建魏公国、魏国，称魏公、魏王，难道这也叫畏缩不前吗？可试想，一个通过自己奋斗、靠着一场一场撕杀拼来了大半个中国的地盘，手里握有数十万精兵强将、绝对掌控最高权力20多年的人，却始终不敢取政权而代之，只能通过一点一点的所谓改制为自己的权力增加几条备注，这样的先例之前可曾有过？之后可曾有过？这不是肆意枉为、大胆忤逆，而是内心缺乏政治自信的表现。

缺乏政治自信让曹操对待政治对手的态度充满了游移，他想妥协，结果越妥协问题越多；他想和解，结果造就了更多的对手。表面看他是个严厉的人，对属下要求极严，不满意时常当面责罚甚至责打属下，有的属下竟然常备毒药在身上以防无法忍受时自杀，这种严苛令人恐怖，政治上的对手他也杀了不少，从董重、伏完、徐他这样的谋反者，到边让、孔融这样的“反曹斗士”，因政治原因死于曹操刀下的人士可谓不少，与刘备甚至孙权相比，曹操这方面的杀戮似乎多了许多。

但这只是表面，不能就此得到曹操残暴嗜杀的结论。作为一名掌权者，曹操管理的地盘最大、掌权的时间最长、受到的挑战也最多，杀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多，而如果把所有个案逐个进行分析的话，曹操嗜杀的结论更无法成立。

关于曹操杀人的问题，有几点需要澄清：

第一，因为担心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曹操其实并不敢对士人随意开杀戒。曹操真正涉及政治议题是在迎请汉献帝之后，之前军事斗争是唯一的主题。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县，不久即发生了边让被杀事件，这件事被认为是张邈、陈宫兖州之叛的诱因，但兖州之叛发生在兴平年间，而杀边让是其后的建安初年，二者并无关联。不过，边让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士人被曹操说杀就杀了，这件事在士林引起了巨大震动，这时候大多数人对曹操还不太熟悉，因为此事件他们对曹操产生了警惕，袁绍等对手又趁机挑动双方的对立，曹操在士人中的形象大损。曹操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对士人更加尊重，能容忍就容忍。

建安初期曹操对孔融相当尊敬，孔融和袁绍是宿敌，曹操把自己大将军的名号让给袁绍时，派去宣达诏书的就是孔融，这样的安排想必也融也心知肚明。孔融的老朋友祢衡是个怪人，孔融说他有“狂疾”，也就是精神病，边让被杀的细节不清楚，但祢衡有意挑战曹操权威的做法估计边让都做不来，但曹操没杀祢衡。孔融后来一反初期与曹操的良好合作，逐渐变得锋芒毕露，多次不假掩饰地反对曹操，甚至在一些事情上对曹操个人进行羞侮，以“只求一死”的姿态考验曹操的耐心，像这样的情况，估计换成孙权早就“咔嚓”了，到少也撤职流放，虞翻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曹操一忍而再忍。

第二，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曹操对愿意归降自己的人基本不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只说说张绣和刘备。张绣欠着曹操的血债，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他的手中，曹操在南阳至少打过两次大败仗，也都是张绣干的。论实力张绣算不上一流的割据者，但南阳郡离许县太近，让曹操不得不把他作为征伐的首选，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在胜负未明的情况下张绣突然宣布易帜，要投降曹操，曹操接纳了张绣，许以高官、封以侯爵，为打消张绣的顾虑还跟他结成儿女亲家。大家觉得曹操很高明，但若以一个常人的心去看，有多少人能看出彼时曹操内心里的痛苦？曹操对待刘备也一样，在三国人物里都说吕布是“三姓家奴”，但若论投靠过的人数，刘备肯定轻松就打破了吕布的纪录。刘备的政治诚信和枭雄本性让曹操狐疑不已，有多位智囊也都建议曹操杀了刘备，但曹操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不仅不杀，还许以更高的官职、给予更优厚的礼遇。“杀此一人失英雄”，长久以来这都是曹操的内心写照，不敢轻易地杀戮，担心堵塞英雄投奔之路，即使是吕布那样政治信用完全丧失的末路者，曹操仍然一再犹豫是否该杀，以至于最后一刻还在动收投他的念头。

第三，对于谋反者曹操无法原谅，但诛连范围十分有限。曹操一生经历多次谋反事件，一部分政治激进分子不满意曹操未将最高权力交还汉帝，试图通过政变的方式对曹操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对于这样的对手不管哪位君王想必都不会宽恕，但是与一般的君王的大肆杀戮不同，曹操杀这样的人时也尽量保持了克制。董重、伏完两次谋反事件败露后，所杀的也只限骨干分子，曹魏阵营里的主要文臣、武将似乎都没有受到牵连。曹操征关中期间后方发生了田银、苏伯等人的叛乱，负责留守的曹丕等人镇压了这场叛乱，事后抓了上千人，有一部分人主张把他们都杀了，程昱反对这么做，曹丕接受了程昱的建议，没有扩大追究的范围，曹操听说这件事后十分满意，后来专门对程昱说：“君非徒明於军计，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第四，还有些人被曹操杀了，由于因史书记载模糊而留下非议的空间。按照上面几条的说法，曹操是一个慎杀、甚至有时不敢杀人的人，这与多数人心目中的曹操未免太大相径庭了。曹操还杀过很多人，许攸、杨修、路粹、娄圭、刘勋、崔琰、刘祯……这个名单并不算短，甚至还有荀彧、张绣，没准也是曹操杀的。其实，前面那几位是事实，史书都有记载，但除了崔琰外，其他几个人所犯何事、因何被杀，记载得相当模糊，有的一笔带过，如路粹、娄圭、刘勋，是他们犯罪该杀还是冤案，史书并未说明；有的虽有说明，却说得含含糊糊，如杨修、刘祯，按照有限的记载，他们的死完全属于曹操因小事而随便开杀戒，但这并不符合曹操的性格。

举一个高柔的例子，因为跟袁绍有亲戚关系，曹操确实想为难他，让他去做司法方面的工作，等他办个“冤假错案”再去追究他，但曹操后来发现高柔这个人很勤恳，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官员，就改变了想法，反而重用起高柔来。

高柔的经历至少说明两点：一方面曹操即使要杀人也不是说杀就杀、说办就办，远没有随意到那种程度，如果说杨修只是一句话、刘祯只是一个眼神就挨了刀，就有些太牵强了。崔琰被杀出于一场政治斗争，为的是保证接班人曹丕顺利继位，这另当别论。至于后面的两位，荀彧和张绣，并没有可史料指出他们死于曹操之手，问题是也没有史料对他们的死给一个权威、详细的说明，这笔帐最后还是记在了曹操的头上。

乱世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曹操不是一名圣僧，以普渡众生和不杀为戒律，但纵观他的一生，绝没有以杀戮为手段、为乐趣，包括关于他屠城的那些传说，也都经不起推敲，他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这个角色和地位的掌权者都会做的，既谈不上过分，更不能称为嗜杀的魔王。但曹操在身后背负了太多的这方面的恶名，而刘备和孙权的名声显然好得多。这么说不是为曹操“翻案”，对曹操来说其实现在已不需要“翻案”，只是摆一摆史实、发一发感慨罢了。如果站在所谓的“帝王学”角度去看的话，曹操这个人表面严厉，手段其实并不强硬，这大概是他生前被对手屡屡挑战、身后被世人反复诟病的主要原因吧。对孔融这样的人，曹操如果像孙权对待虞翻那样，早早把他流放出去，来一个杀一儆百，也许从此就会少了几分噪音而多了一份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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