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 11月7日凌晨，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办公室批阅文件时，其亲信部下、骑兵营管带马步周突然叩门而入。敬礼毕，马高呼道：“报告大人，听说统制升任山西巡抚，特来向大帅贺喜！”
话音未落，马步周屈膝下拜，顺势从靴子里拔出手枪，向吴禄贞连连射击。骤不及防之下，吴禄贞连连中弹，但他仍强忍剧痛夺门而出，孰料门外已埋伏多名杀手，吴禄贞（下图）再遭重击，命赴黄泉。
吴禄贞生于1880年，后与陈其采、张绍曾等40人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受到了清廷的极大重用。数年之间，即爬到了第六镇统制的高位。武昌起义后，蓝天蔚、张绍曾、吴禄贞三人发动“滦州兵谏”，要求立即实施宪政。由于祸起肘腋，清廷匆忙间宣布“十九信条”，这才将危机化解。
之后，吴禄贞被命南下镇压革命军。但走到途中，吴禄贞又止步石家庄并与阎锡山组织“燕晋联军”，企图中途截杀北上组阁、收拾残局的。结果，就在这当口上，吴禄贞反而被人先刺死了。
那么，刺杀吴禄贞的背后主使人是谁？清廷？袁世凯？还是另有其人？
目前的主流观点似乎倾向于袁世凯指使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而后者又指使骑兵营管带马步周实施了具体的刺杀行动。原因很简单，周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吴禄贞上任第六镇统制后将其撤职，两人结下怨仇。
从动机上看，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似在情理之中，而吴禄贞死后，周符麟立刻官复原职，难免令人怀疑其中必有幕后交易。不过，从事变的时间、地点看，周符麟似乎并不符合。
目前能证明的是，周符麟并不像某些回忆录中说的那样亲自指挥了刺杀行动，因为当时他根本不在石家庄。据时任陆军部科长并随清军南下的恽宝惠说，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而陆军部档案中收录的电报也可以证明周本人当时并不在石家庄。阎锡山事后也说，“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
如果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因为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加上突发事件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
陆军部档案收录了周符麟于11月9日所发的另一封电报，电文是：“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这份电报证明周是在吴禄贞死后第三天才到石家庄。如周符麟当时在石家庄，那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阎锡山的军队乘机运走吴禄贞所截军火。
如果周符麟不是刺杀事件策划者的话，那有个神秘人物即颇值得引起关注。这就是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陈其采与吴禄贞、张绍曾同为日本士官第一期同学，回国后均受重用。在吴禄贞前往滦州招抚张绍曾时，陈其采曾随同前行。但吴禄贞前往石家庄后，陈其采却秘密回京。直到11月6日，也就是吴禄贞被刺的前一天，陈其采突然现身石家庄。
陈其采的身份与经历颇为吊诡。如清廷不垮，他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前程，因为他不但是首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留学生，而且是毕业成绩最好的优秀学员。
回国后，陈其采在各地编练新军，之后又调入陆军部。1911年军谘府（即参谋本部）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陈其采以“正参领”的资格（相当于上校）担任军谘府第三厅厅长，时年不过32岁。
值得一提的是，陈其采即陈其美之三弟，后来“CC系”陈果夫与陈立夫为其大哥陈其霭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中著名的刺杀大王，其弟弟陈其采虽然名气远不如其老兄，但或许也有家族遗传？
陈其采与日本士官第二期的良弼关系良好，而他的上级领导，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当时也主要依靠良弼指点军务。在吴禄贞得授第六镇统制的过程中，良弼显然起了很大作用，因为良弼与吴禄贞交谊颇深，而当时新军中的高级军官任免均需通过军谘府。
当时载涛（下图）、良弼等人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吴禄贞这样的“士官系”来排挤原袁世凯的“北洋系”，借此来夺取军权。但是，当他们发现被其倚重的吴禄贞萌发“反心”时，其中的失望与愤恨可想而知。由此也可推测，陈其采的到来，很可能肩负有秘密使命。
民国后，原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提出“报私仇说”，其中是否有隐讳不得而知。革命党于右任所办的《民立报》，倒是直指吴禄贞被刺系良弼之阴谋。
据说，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即对吴禄贞有所怀疑，并派人侦察其左右（是否即为陈其采？），而吴禄贞被刺的当天清晨，良弼反复至军谘府询问石家庄有电来否；电报来后，良弼入室亲自翻译，不假示人，此举颇为诡异。
可惜的是，1912年清帝退位前，良弼（下图）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死人是不会说话的，很多秘密就此湮灭。历史的吊诡，多因此而起。
事后，由于吴禄贞的头颅不知去向，阎锡山请一位高明的木工做了一个木人头，安放在其尸身颈腔上。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吴禄贞与革命宣传家、瘐死租界监狱中的文弱书生邹容一起被追认为为“大将军”。（节选自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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