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郑译传》有一则故事：郑译为皇上拟诏书，有人戏称他“笔干了”，郑答：“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此后，稿酬就有了“润笔”的称谓。
西汉武帝时，皇后陈阿娇被贬长门宫(冷宫)，终日以泪洗面，遂辗转想出一法，命心腹内监携黄金千斤，向司马相如求赋一篇。司马相如得悉原委，落笔千言，作《长门赋》，诉说一深宫永巷女子的愁闷悲思。汉武帝深受感动，陈皇后重得宠幸。
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到唐代，润笔已成了文人约定俗成的写作收入。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文章写得快而且华丽，请他代笔的人众多，因此，家里“金帛盈积”。
曾任北海太守的唐代书法家李邕，文章也一流。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和各地寺庙，纷纷拿着金钱请他写文章。李邕一生，这类文章写过八百篇，“受纳馈遗，亦至巨万”。但他好尚义气，爱惜英才，常用这些家资来拯救孤苦。《新唐书》说，自古以来，因写文章获钱财之多，没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唐代宪宗年间，李愬雪夜出兵奇袭蔡州，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淮西战役。淮西报捷后，韩愈为之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却把功劳记在了另一位大将韩弘身上。韩弘喜出望外，拿出五百匹绢赠韩愈。李愬部将石孝忠极为愤怒，冒死推倒了韩文碑。尽管韩愈所写碑文表彰的对象有争议，但此文确实写得精彩备至，可谓“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
按《中国物价史》所记唐朝开元盛世时物价，绢一匹值200文，米一斗值13文。五百匹绢，大致相当于7690斗米。又按《中国度量衡考》所记，当时一斗米约有13斤。现在买13斤普通大米，大概需要26元，买7690斗则需要199940元。也就是说，韩愈此篇碑文就拿了近20万元稿费。此碑文只有1505个字，换言之，每个字至少132元。
《容斋续笔》还记载了跟韩愈同时代另一位著名写手皇甫湜，他给裴度写过一篇《福先寺碑》碑文，裴度赠给他的车马缯采已经很多，但是皇甫湜仍不满意地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须三匹缣，你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九千匹绢，相当于360万元，1200元一个字的稿费，要在今天，一定会让媒体挥汗炒作。
唐朝后期著名诗人元稹死了，白居易给元稹写了篇墓志铭。元稹的儿子为给白居易的这篇墓志铭发像样点的润笔，不惜拿出银马鞍、玉腰带、马车、绫罗绸缎，以及丫环等，折合铜钱六七十万。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翔实记载了他反复谢绝作墓志铭的报酬，不成后遂将其捐献用于修葺香山寺之事。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文人，设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于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也算是对文人的人文关怀了。《陔馀丛考》还记载，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赏赐给他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按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例外赠百金”。
明代的润笔，初期为个别现象，至中后期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润笔对明朝中期以后的文化作品商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翻开明代中期以后官员的文集，像严嵩、海瑞、张居正、汪道昆、王世贞等，无论是倾朝权贵，还是清正官绅，文集中都充斥了应酬性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了费的。即如海瑞，其闲居在家，有薄田四十余亩，却也为人作文，接受馈赠。
清代的润笔之风更盛。清初，病危的钱谦益，利用黄宗羲的文笔与自己的名气，三篇文章所得的润笔竟达三千两白银，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墓志铭、诗序、庄子注序。
清代的郑板桥晚年所写就的妙文《板桥润格》，更是对自己作品的润笔明码标价，他自定润笔费标准、拒收礼物，且作诗说：“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纸三千，任渠话旧任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其六亲不认，只认现银的姿态确实是惊世骇俗的。据考证，郑板桥写下《板桥润格》的乾隆中叶，每两银子约合五百文，每斗米价值六十文。也就是，郑氏每作一大幅，可买米五十斗，即一千斤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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