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芈月的私生活为何如此开放?
2016-02-16 14:24:16 芈茵 芈姝 芈月 嬴驷

芈月,又称芈八子,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史称秦宣太后。她是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秦昭襄王即位之初,芈月以太后之位主政,执政期间,攻灭义渠国,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为后来秦国统一华夏奠定了基础。芈月是一位拥有传奇一生的铁血太后,也是一位饱受世人诟病的风流太后。她年轻时与义渠王翟骊二人在一起保持情人关系长达30年之久,上了年纪时又与秦国大臣魏丑夫传出风流韵事。即将去世时,她竟然传下懿旨令魏丑夫为其殉葬。那么,作为一国太后之尊的芈月,为什么私生活如此开放呢?

一、芈月在私生活上放荡不羁,是商鞅变法的局限性带来的后果。

电视剧《芈月传》播出后,剧中主人公秦宣太后的历史,被媒体一再“普及”。其中最津津乐道者,莫过于秦宣太后超级开放的性观念。史载,宣太后执政期间,韩国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对韩国使者大谈性生活:“从前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很难受;先王把身子压在贱妾身上,贱妾却很愉悦。为什么呢?因为承宠交欢,对贱妾有利。韩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让秦不觉得沉重,而感到愉悦呢?”

这种开放,不止于言辞,且见于行动。执政期间,秦宣太后曾与秦国北方强敌之主“义渠君”私通生了两个儿子,换来秦国北方边境的三十余年平静;晚年又在甘泉宫诈杀“义渠君”,彻底剿灭了义渠国。此外,秦宣太后长期豢养情夫,也是当日人所共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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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放,一般被解读为两大原因:1、秦国地处西陲,受戎狄文化影响较大,故不似中原国家那般重视礼教;2、宣太后取得执政地位后,权势熏天,自我放纵。其实还有第三大原因,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变法。商鞅曾把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列为毒害国家的“六虱”。认为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先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只有杜绝了“六虱”,兵民才会争先恐后乐于被国君所用。

商鞅于秦孝公时代将上述理念付诸实践。孝公死,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车裂,但其法未变。秦惠文王,即是宣太后的丈夫。秦国的立国理念,既然排斥礼乐诗书、诚信贞廉,宣太后如此作风,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商鞅建立的理想国家,让整个社会付出了道德倒退的代价。

细说起来,商鞅的理想国,本就是以整个社会的道德大倒退为代价而建立的。消灭大家族后,小家庭面对国家机器毫无抵抗力;家庭伦理也随之堕落。

为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商鞅用律法阻绝了任何大家族存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家中有两个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赋加倍征收。如此,大家族制消亡,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然毫无抵抗力。同时,也直接导致秦人家庭伦理的堕落,汉人贾谊后来形容说:秦时,儿子借给父亲一把锄头,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几只瓢碗笤帚,儿媳就会说难听的话,简直快赶上禽兽了。

商鞅还规定: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告密者则可得到重赏。如此,整个秦国就变成了一个遍地告密者的“特务国家”。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的义务。

据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规定: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这种告密制度,将民众牢牢捆绑在国家机器上不得动弹,也导致社会风气的严重败坏。史载,直到汉文帝时代,民众乐于告密的风气才得到扭转。

三、以“愚民弱民”为基本统治手段,扼杀民众求学蒙的可能性。

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国策,以农、战为核心。民众生活在秦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事农耕,要么出征作战。如果想去经商、求学,或者耕作不积极,达不到政府的要求,那么,对不起,本人及妻子儿女要被抓起来沦为官奴。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合称“五害”,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国家要强盛,必须消灭“五害”。

在这个问题上,商鞅说得非常直白:“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易于治理;“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强国之道,在于让民众保持孱弱;“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民众贫困,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就会努力劳作,一旦富了,就会有额外的追求,这些额外的追求,会产生危害国家的“六虱”。所以让国家富有,让民众保持贫穷,才是强国之道;“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民众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民众弱,就安分守己,民众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

那要怎样让民众保持愚昧呢?商鞅的办法有三:一是要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政府不要因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奖赏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许做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

上述政策,确实产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据秦宣太后执政时期成书的秦《日书》,秦人普遍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读书上进的期望。几乎都在祈祷儿子出生后孔武有力,利于耕战;希望生子做“吏”,生女儿“为邦君妻”。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来到秦国,其所见所闻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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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终,芈月时代的秦国,已经成了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据报道,有知名学者曾说:“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古人亦有定论,“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这种自商鞅时代开启的强盗政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彻底扼杀了秦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窒息了一切监督统治集团的舆论场。略言之,政府一手鼓励民众致富,努力耕作,一手控制和压榨民众,愚民弱民,最终使秦国沦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国家。

秦律公开“笑贫”,把穷当成原罪,如规定:对那些无力娶妻只能入赘的穷人,不但不能分给他们田地,作战时还要强迫他们冲锋在最前线,早死早了事;他们的后代发达了,也要在档案中明白写上祖先是穷鬼,是赘婿。秦律当中,还给穷人设置了一个专用的侮辱性的代词,叫做“人貉”。可资对照的是,《大戴礼记》“七出”之条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而秦宣太后时代之《日书》显示,秦人不嫌弃女子“不顺父母、淫、窃盗”,但很在意其余四条。

总结起来,就是经过了商鞅变法,到秦宣太后的时代,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大滑坡了,“笑贫不笑娼”已经成了官方认可和宣传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下面,自然不会对宣太后的淫乱,造成任何舆论压力,知识分子都不存在了。秦宣太后临终前,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以自己最喜欢的情夫来殉葬,也与此有关。相比之下,当时中原国家的不少君王,虽然也很淫乱,但终究不能这样放肆,现在《诗经》里头,还留存有很多的篇章,就是在讽刺中原地区君王们的淫乱。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一种原始的“舆论监督”,也是中原国家的一种价值观。这种“舆论监督”,和这种价值观,在秦宣太后执政时期的秦国,那是完全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秦国搞了商鞅变法。

五、商鞅变法究竟有何历史意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又在哪里?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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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性: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局限性:但是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秦宣太后芈月是秦始皇的高祖母,从楚国庶出公主到称霸六国的大秦铁血太后,她执掌秦国国政大权41年,其间主要政绩就是坚持商鞅变法,主张国家统一,让秦国走出内乱,把弱秦变成强秦,令得六国再无反抗之力。如果没有秦宣太后芈月,也许就没有后来秦国的一统天下。可以说,商鞅变法的进步性为芈月长期执掌秦国国政大权奠定了基础,而其局限性却使芈月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风流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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