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汉代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涉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特别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田律》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在汉代，山林池泽等国家自然资源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平时严禁随意采伐，只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才由皇帝下令开禁，以使百姓获得救灾活命的物资。所以汉代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得非常好。汉代还有专门的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令。据《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因此也可以说，这条法令是我国最早的保护鸟类的法令。由于汉政府保护得当，到了第二年春，大批鸟类又一次云集都城。

　　宋代一条野保法令执行了200年

　　唐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条法令执行了200多年，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深入人心。

　　在唐代，出了一个著名的公主，她是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红的，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护野生动物的范例。她就是唐中宗在位时的安乐公主。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据《旧唐书·五行志》载：“(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好一个采捕殆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奢靡之风已危及禽兽安全!到了唐玄宗即位后，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见，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并对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色的，“听染为皂”，无益于时的，“并焚与殿前，用绝竞争”。而对于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可见社会风尚淳朴，才是野生动物之福。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明之。”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的，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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