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人类也是如此，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难免有所差异。然而，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一个人比较懂事，因为他是家里的老大。很多研究甚至认为，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老大最聪明。

　　难道，出生顺序不同，会影响到智商、性格，甚至是个人成就?

　　实际上，这是个百年热题。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开放指日可待，中国的家庭结构将会重新回归多元化。在同一个家庭中生长出来的孩子，未来造化如何?果真是老大最优秀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越发令人好奇。

　　为什么老大会通常被认为是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做不成老大，人生之光就会黯淡很多吗?老二、老三们，别着急，先让我们从历史里捋一捋。

　　1百余年的“老大问题”

　　事实上，科学家们对“老大问题”的争论已经超过百年。早在1874年，英国科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在九个兄妹中排行最小)发现，英国科学家群体中老大的比例高于全国人口中老大的比例，他推测父母对老大的特殊照顾使得他们更容易取得智力上的成就。

　　半个世纪后，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又进一步假设出生顺序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如，老大往往更有责任心，排行靠后者则因父母的溺爱而缺乏对社会的同情心。

　　1996年，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美国学者萨洛维(Frank Sulloway)提出了“家庭生态位理论”(Family Niche Theory)，他认为家中排行不同，使得个体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为了让“家庭”这一系统有效运转，不同个体会减少竞争促进合作。更进一步，就是说不同的出生顺序意味着不同的年龄和权力，使得兄弟姐妹们在家庭中各自占有一定的“生态位”，即在家中的位置、各自的功能、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长此以往，不同个体会形成不同的性格。

　　家庭排行会促成不同性格，不同的性格进一步影响子女的成就，尽管一些学者这样认为，但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康利(Dalton Conley)表示，“在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性格和个人社会、经济成就的联系相对而言是微弱的。沉默寡言而又独裁的汤姆·兰德里和社交外向比尔·帕塞尔斯都可以成为成功的足球教练。”

　　判断一个假设是否符合实际，还需要经验的证据，用数据来说话。

　　萨洛维列举了历史名人的家中排行来支持他的假设，但由于他选择样本的随意性和缺乏严格统一的量化性指标，这显然并不能让人满意。随后他和其他的研究者们又做了一些研究，但在不同的性格层面上的结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矛盾，可信性较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斯(Delroy Paulhus)等人指出，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用了“家庭间设计”(直接采取最小二乘法回归，忽视了家庭这个变量)，把不同家庭的老大、老二、老三拿来比较，忽略了除了出生顺序、由于家庭本身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父母管教方式、社会经济地位、遗传因素等。

　　很遗憾的是，所有支持萨洛维假设的研究都采取了这样一种有缺陷的“家庭间比较设计”。不仅如此，这些研究还有一个问题，为了方便起见，他们的调查只访问了每户家庭的其中一个子女，让其来对自身和其兄弟姐妹的性格打分，由于人们固有的刻板印象，这样的研究设计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偏误。

　　因此，为了研究出生顺序是否对智力和性格有影响，最严谨的方法是采取“家庭内设计”(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家庭这一变量)，比较同一家庭下出生顺序的影响作用，并且调查应该访问家庭中的每一个子女。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罗雷尔(Julia Rohrer)的研究团队就用了这一研究设计，并将结果发表在2015年11月17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2两万余人的调查

　　罗雷尔的研究同时采用了“家庭间设计”和“家庭内设计”(由于样本量很大，根据“大数定理”，这两者的结果会趋于一致)。他们分析了来自于英国、美国和德国既有的大型调查数据，这些调查都直接访问了研究对象本人，样本总数超过2万人。此外，他们根据家中子女数为2、3、4个三种情况，研究了不同规模家庭中出生顺序对子女的影响。

　　罗雷尔还考虑到了其他潜在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年龄，因为老大总是比老二、老三年长，而年龄会对性格产生一定影响，该如何确定性格的差异是由于出生顺序造成的，而不是年龄?好在美国和德国的调查数据是跟踪式调查(对同一受访者在不同年份进行多次调查)，因此可以了解每一个受访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性格。罗雷尔采取了统计学方法，利用标准化年龄来得到一个消除年龄影响的性格指标的分数。英国的调查数据由于受访者都处于某一个年龄而无需对年龄进行标准化。

　　此外，在“家庭间设计”中，家庭大小也可能影响结果(由于“家庭内设计”只比较同一家庭内部的不同个体，故不受“家庭规模”这一变量影响)。条件较差的家庭通常有更多的子女，这也就意味着排行靠后的人往往也是家庭条件较差的人。为了消除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他们在“家庭间设计”的研究中控制了“家庭规模”这一变量。

　　结果，无论是“家庭间设计”还是“家庭内设计”的研究，出生顺序的确会影响一个人的智力，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有52%的概率比第二个出生的孩子有更高的智商，以此类推。换句话说，老二有42%的概率比老大聪明。老大的确成为最聪明的孩子几率更高——这跟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至于性格，无论是“家庭间设计”还是“家庭内设计”的研究都表明出生顺序对于“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四项指标上都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就“开放性”而言，雷罗尔的研究表明家中兄弟姐妹中年长者的“智力开放性”指数更高，所谓“智力开放性”，体现在问卷上是“我学习新事物很快”、“我很乐意学习新的知识”。“智力开放性”也可看作是自陈式智商(Self-report IQ，对自我智商的评估)，家中排行在智力开放性上的差异是否由实际智商差异所引起的?罗雷尔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中又进一步把实际智商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结果出生顺序对智力开放性的影响作用减小了，但仍存在显著的影响。

　　综上，罗雷尔得出的结论是出生顺序会影响智力，先出生者有52%的可能性比后一个出生者智商高。但除了“智力开放性”，出生顺序对孩子的性格几乎没有影响。

　　3不同的解释模型

　　那么，如何解释兄弟姐妹因出生顺序而造成的智力差异?

　　布莱克(Judith Blake)提出的“资源稀释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常被用来解释子女数和子女成就影响。尽管这一理论关注子女数，但却也和子女出生顺序息息相关。该理论假定家庭资源是一定的，子女数越多，平均每个子女所获得的资源越少，因此大家庭的孩子较不容易取得成功。由于老大拥有一段没有兄弟姐妹的生活，所以相对弟妹而言获得的资源较多，也就更容易获得学业等方面的成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和格里高利·马库斯(Gregory B. Markus)提出过“汇合模型论”(Confluence Model)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理论认为孩子受家中“智力环境”(Intellectual Environment)的影响，整体智力环境越高，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就越占优势。家里的智力环境主要由父母来提升，因为父母智力水平较高。更多的子女数意味着更低的智力环境，而老大在弟妹还未出生前就享有一段较高的智力环境，因此相比一出生就智力环境较低的弟弟妹妹，更容易获得智力上的优势地位。

　　另外，扎荣茨和马库斯的理论还认为老大在弟妹前往往扮演老师的角色，会渐渐促成了不同兄弟姐妹之间的自我认知，如老大会形成自己是老师、自己比弟妹聪明的印象，因此他们在自陈式的智力开放性测试中的得分也较高。里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也可用来解释这一现象。年长者在进行自我评价时会把自己跟弟妹进行比较，弟妹在发育上的落后会导致家中孩子中年长者过高估计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这种对自己智力的自信会转化为智力上的真正优势，心理学中早已有诸多理论来解释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如何影响其行为和表现。此外，萨洛维的生态位理论也提供了一个视角。家庭资源有限，在争夺中，年长者更具有优势，因而有更大的机会来获得智力上的成就。

　　这些理论尽管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印证，但却不一定适用于中国。许多学者提出“资源稀释理论”可能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首先，现实中家庭资源分配受性别因素影响，由于重男轻女思想仍然存在，当老大是女性时，出生顺序优势可能减弱或者消失。

　　其次，家庭总资源不是恒定不变的，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迅速发展，相对应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为改善。如果家里只有老大时经济条件较差，而弟妹出生时经济条件变好，那么占优势的则可能是弟妹。台湾学者朱敬一等人还指出资源传递还可能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例如老大往往早早外出打工来资助弟妹，当老大是女性时，这种情况更易发生，这一点在他们针对台湾家庭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另外，有学者批评“汇合模型论”过分关注“智力环境”，对于中国大陆、台湾这样传统或者处于转型中的社会而言，相比“智力环境”，经济因素更为重要。

　　最后，罗雷尔得出来的只是总体层面上的概率，用来预测个体并没有实际意义，毕竟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智力或性格。所以，不管你在家中排行老几，切不可因此妄自菲薄或得意忘形。人生的路，还是要靠自己把握。各位打算生二胎的爸爸妈妈们，也不必为之焦虑，尽可以放心生二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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