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只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像，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我们能够想像：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犯吾法者，唯有剑耳。”——大宋赵匡胤语

　　绍兴七年初的岳飞，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是再立大功，前一年的最后两个月，他的麾下在河南陈州、蔡州地区击退了女真傀儡伪齐“五大王”的进犯;二是加官晋爵，农历的二月二十五日，南宋朝廷颁发诏令，将岳飞的官阶提升为太尉，这是宋代武官的最高阶位，同时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三是在这份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令中，赵构还谈到了君臣齐心协力、恢复大宋河山的光明愿景，期待着到了那个时候，“则朕克济垂成之业，而汝亦有无穷之闻”，这也正是岳飞最大的愿望。

　　宋高宗为什么杀岳飞?

　　更好的消息正在向岳飞招手，在进阶太尉前，岳飞接连收到两道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省札》，要求他如果军中没什么要紧事，就到皇帝的行在汇报工作。这时候，淮西军的统帅刘光世，不仅军纪不整，而且临阵退缩，前一年差点把整个淮右断送掉，在朝野的压力下，自己申请解除兵权了。皇帝和张浚当时都觉得，岳飞的部队战斗力最强，不如把这支军队交给岳飞去带。正式的接管公文虽然没有下，但已下令淮西军听岳飞的号令。

　　岳飞很激动。想着即将担当起领导从襄阳到合肥近十万军队的重任，没等正式被任命鄂州军兼淮西军的总司令，他就给赵构写了奏章，半是感谢信，半是请战书。除了提出战略构想，后勤保障也考虑了。他要求皇帝下令有关部门积极备战，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因为补给不力而影响战局。后果很严重。这事黄了。才过了几天，又说淮西军不交给岳飞了，改为“都督府直辖”。岳飞不干了，他先去找了以宰相身份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事的张浚，两人在用兵收复失地上一向很合拍，这次却不欢而散。其实，明确向皇帝建议不把淮西军交给岳飞的，正是张浚。理由很简单：不能给武将太大的兵权。张浚是这样认为的，主战的李纲和主和的赵鼎也是这么认为的。大臣们都不同意，那就去找皇帝。为了说服皇帝，岳飞还作了三年恢复中原的保证，都“拍胸脯”了，皇帝还是不同意。

　　赌气上庐山

　　岳飞一气之下，居然不回军营，而是去了在庐山的别墅，扬言要继续为母亲守孝。赵构一连写了两封信给他，希望他重新回来主持工作。岳飞回信了，两个字：不干。赵构这时有点窝囊，又给岳飞写了封信，大意是你是个大忠臣啊，别和张浚一般见识，听话。同时还以三省枢密院的名义让岳飞的部下李若虚和王贵到庐山去劝他。对他们两个，就没那么客气了：如果岳飞不下山，就把你们两个一起军法从事。最后是李若虚连哄带吓，岳飞才接受皇帝的命令返回军营。

　　李若虚在庐山上，曾严厉地对岳飞说：这样坚决地不听从朝廷的旨意，决非好事;难道您以为可以和朝廷相抗吗?

　　岳飞下山后，估计也是后怕了，曾三次向皇帝谢罪。赵构的回复很淡定：我没有生气。要不然，就处罚你了。怎么处罚呢?就像太祖说过的那样，犯了我的法令的人，只有用剑来教训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

　　看到皇帝的回复，岳飞会是怎样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但他很快再次领教了皇帝的威严，这一次，有人记录了下来：他当着赵构的面紧张得语不成句，退下来之后面若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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