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公车”对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来说，既是代步的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王公贵族们都以乘坐“公家”的马车为荣。西汉开国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马匹奇缺，汉高祖刘邦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拉车，一些官员只得屈尊乘坐“公家”牛车。到了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认为，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在公车使用上也应该节俭，所以费用相对低廉的牛车再次盛行，直到经济恢复后牛车才又被马车取代。

　　唐宋时期，官场开始盛行坐轿，不同品级的官员乘坐不同的轿子。因而称为官轿。其实，也就是一种“公车”。每逢官员坐轿出府，都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轿旁还有侍卫人员前呼后拥好不威风!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甚至跪拜。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时是十六抬，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其实，官员最初一般是没有坐轿资格的。唐代初年，就连官职最高的宰相出门也一律乘马，只有贵族妇女才可乘轿。唐武宗时期有所松动：三品以上的宰相、三公、尚书令以及退休和患病的官员才可乘轿，其余不论尊卑，一律不准，而且坐轿者还必须自己花钱消费。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认为乘轿是“以人代畜”，有伤风化，所以都不乘轿。宋哲宗绍圣二年“禁京师人士舆轿”，只有司马光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哲宗念他年事已高，批准他乘轿上朝，但司马光一再辞谢，不愿接受这样的“待遇”。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改坐轿为坐车。当时，北洋军阀官员坐车的两边都有踏板，各站一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招摇过市，煞是威风。北洋军阀坐车的优劣和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权力越大者，坐的车越好;权力一般者，坐的车也就一般。

　　纵观中国古代的公车发展史，可以看出，由于历朝历代没有规定官员的坐车、坐轿等交通工具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交通工具派发下来，完全供主管官员个人使用，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因此，助长了官场腐败与奢靡的风气。明清时期，坐着八抬大轿泡酒楼、逛妓院的官员不在少数。同时，古代官车数量庞大，已经成为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

　　明朝开国，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就开始对“公车”腐败公开宣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这意思就是说，规定只允许三品以上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轿子，其余官员一律骑马出行;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都要接受严厉处罚。这一套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还是比较彻底的。

　　为了让这一规定落实到实处，朱元璋还经常微服私访，在京城的街头巷尾，察访民情。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朱元璋深知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平时自己出行的交通工具使用方面，他力求做到率先垂范。据《明史》记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当即拒绝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有司讨好地说，“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朱元璋制定的一系列“公车改革”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非常有效，但是，随着明朝的日渐衰弱，监管也每况愈下，一些贪恋安逸、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又纷纷坐上了轿子，而且轿子越坐越大。据《明史·奸臣传》记载，奸臣严嵩的死党、总管全国盐政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

　　奸臣如此，忠臣也如此。被称为改革家的张居正，乃万历朝的首辅大臣，回家奔丧，所坐过的轿子之大，让人目瞪口呆。据有关史料记载，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的这顶轿子，不仅有里外套间，有厨房厕所，还有随侍人员。如此大轿，恐怕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轿了。为了让如此大轿从北京畅行无阻地赶到江陵，张居正可谓是煞费苦心。在这千里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拓宽道路，加固桥梁，劳师动众，一时惊扰无数官民。

　　清朝进关后，朝廷规定在京的满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准坐轿;一品文官如果因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马的，必须经过特许才可坐轿;汉族文官可以坐轿。但京师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官衙的路途都很遥远，如果要乘轿上下班，得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一班轿夫抬轿时，另一班乘大板车随后。计算下来，养一乘轿子的年度开销需要数千两银子。因此，清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

　　因此，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朝廷都在致力于“公车改革”，规定在不影响官员形象的情况下，鼓励满汉大臣一律乘坐轻便价廉的代步工具，于是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了，比坐轿省得多。而那些要一些高级官员，绿呢大轿可以保留着，放在宅第的轿厅里，需要显示一下派头时，可以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但是，从《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来看，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在康熙时就已被突破，到乾隆时乘轿已成普遍现象，乾隆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是仅靠三令五申是没有效果的。当时，大将军福康安，他作为乾隆的宠臣，长年统兵，“其出师督阵亦坐轿，须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

　　从总体上看，明清两朝前赴后继的“公车改革”总是前紧后松，有头无尾，虽有突破，但却不能“公车改革”进行到底。公车的日益舒适化和奢侈化无疑会推高官场腐败的程度和加速官场腐败的进程。如何有效限制公车的消极作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如何标本兼治地解决公私不分、公车消费负担过重的问题，的确值得反复思量。这既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当前的问题，更是长远的问题，不容许半点轻视与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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