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纣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由于他处在忙国之君的下流地位，人们就把他当作坏的偶像，把天下所以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了，这说明历来相传的纣的罪恶都是陆续加上去的，《尚书》中只说，纣只是一个糊涂人，贪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的暴君，只是后世因他处于亡国之君位，把一切的坏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经过历史层层的累积，造成后世隋炀帝暴君的形象!故此，我们不得不深思，隋炀帝究竟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无道?

　　造成我们对隋炀帝否定评价的莫过于不恤民力修筑大运河，不顾民苦数征高丽，奢华耗费三游江都，这些历来都是人们揭隋炀帝短的焦点所在，的确，这都是劳民伤财的举措，直接加速了隋朝灭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

　　大运河，历来人们对它都褒贬参杂，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劳民伤财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方统治的历史作用，但试问一下，那一项庞大的工程，不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持?阿房宫不用，长城不用?后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构筑宏伟的工程，而是鉴于秦、隋因耗民力而灭亡的教训而已，但后世哪能再现长城的宏伟、隋大运河的伟绩!在此，我们先考察一下隋炀帝建造大运河的目的所在，以探寻其功过。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部分组成。

　　“(大业元年)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土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千河，北通涿郡。”

　　此两段，是大运河的主体。后世因其所耗巨大，即使有其辉煌的历史意义，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若仅此而论，的确如此，但是，倘若细究其建造之目的，则不然。隋之崛起，是终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南北联系失之久矣，若帝国行中央集权之政体，必要创南北之沟通，遂使大运河之创举横空而出，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其意义不言而喻!

　　征高丽，往往作为隋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盖因为隋炀帝数征高丽，极严重动摇了帝国的财政和震撼了帝国的社会基础，籍此造成隋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次士兵哗变，遂使其寿终正寝!不难想象，屡征高丽，直接导致了帝国人民难以承受灾难，无止境的征谪，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起义嬴粮而景从。

　　“大业七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

　　“大业九年，重征高丽，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

　　“(九年)壬午，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讨高丽。”

　　“十一年，河南、扶风三郡，并有马生角，长数寸。与天保初同占。是时，帝频岁亲征高丽。”

　　“(十年)二月辛未，诏百僚议讲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

　　屡征辽东，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大业十年遂使高丽遣使投降，夫使高丽屈于淫威下，亦使帝国内部千疮百孔，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就此不论其影响，探释其征辽的目的。在炀帝最后一次伐辽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朕纂成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姑不论此话真实性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看出，他远征高丽，不单单是为了颂扬武功，而是为了并寰宇，一海内。试问一个盛世君主，要想有所作为，能籍以何种途径?汉武帝时堪称汉的全盛时期，在处理内部事务后专力外务，开疆拓土。“(武帝)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越驰义侯遗应劭曰：‘亦越人也。’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被称为开创李唐盛世的唐太宗，在后期亦专事于高丽的征服。“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由此可见，每一个王朝处于鼎盛之时，君主要想有所作为，必定从事于国内的统一事业，开疆拓土，以此扩大帝国的面积，汉武帝因成拓张之大业，遂留名千古，唐太宗因前期的丰功伟绩，后期的拓土之失败，亦不失其明君之名，盖炀帝因前期无非凡之政绩，而后期征高丽之失败，使天下之漫骂声汇于此，促成炀帝暴君之名确立。

　　而经过唐代一世，统治者基于治乱兴衰的需要，将炀帝比之于夏桀、商纣，尽为之粉饰，遂使后世成之以恶名。以下是李世民总结的至隋朝亡国的四大罪状——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

　　“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

　　此数则，皆是太宗与魏征的对话，而且相距炀帝时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实性可作参详。其一则“炀帝性猜防，专信邪道”，此不足视为无道之表现，充其量说也只是炀帝的一种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时不外现，当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时，亦即是有显赫功勋的人展现在舞台时，才促成这种猜忌成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伟业绩黯然，即乃明证。而“专信邪道”，恰其明示炀帝之旁专权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个典型。古语有云：“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充分说明君主行为不当时，敢冒讳之谏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炀帝将行暴行时，世基等人能试头颅之不顾而厉行进谏，或许历史会改写。

　　再者，炀帝在平定南方的陈朝，沟通西域、开创科举方面，亦取得一些显赫之成就，在此并不累赘，观乎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评述，而一味之盲从，若要了解，则放乎当时一个特定之历史时代里，考其得失，方不至于有失偏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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