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约前638—约前559)，出身贵族，但青年家道中落，早年经营贸易，与商旅为伍，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
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执政官”)，开始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
雅典当时的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它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设立了陪审法庭，每个公民都可被选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陪审法庭成为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进行改革前，雅典农民的境况是极其艰苦的，借了财主的债若还不清，财主就在借债者的土地上竖起债务碑石，借债者就会沦为“六一汉”，他们为财主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给财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够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
他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
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找到梭伦，希望他来担任首席执政官，调解已经白热化的穷人和富人的冲突。当时贫富悬殊，许多穷人不仅自身贫穷，还欠下富人的许多债，还不起债的人们有一些按契约成了“债务奴隶”，有一些则被迫逃亡异地，于是民怨沸腾。愤怒的穷人希望平分富人的土地和财富;而富人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得到的任何利益，一部分甚至骄奢傲慢，贪婪无厌。激烈的冲突似已不可避免，而一旦陷入内战则可能倾覆城邦。
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只见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
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了这项旨在打击没落氏族贵族、促进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法律“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作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片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改革后，财主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广大平民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厄运，那些因欠债而被卖到异邦的人由国家出资赎回了。正如梭伦在诗中所写的，他拔掉了竖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债权碑。梭伦自然因此受到了广大平民的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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