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孝宗朱佑樘为何被称为中国第一好皇帝

  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何故?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清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原因在于,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访问疾苦,寻求治安之道。所以弘治一代,号称“众正盈朝”。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他即位以后,拨乱反正,罢黜佞幸之臣,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投皇帝所好,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紊乱朝政。孝宗即位以后,查获一个文件夹,上面都署名为“臣安进”—是万安的奏折,每一件都是向皇帝推荐“房中术”的秘方。孝宗派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这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万安无法辩解,一声不吭,只顾叩头。他的名声本来就臭,言官听说此事,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孝宗顺从舆论,把万安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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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和万、尹沆瀣一气的大学士刘吉,有风雨飘摇之感,向言官们封官许愿,建议皇帝越级提拔言官,希望他们手下留情。这一招果然厉害,言官们都缄默了。但是言官以外还有敢于直言的人。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出来弹劾,说刘吉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大理寺官员夏堠上疏弹劾,刘吉的罪状,并不比万安、尹直小。奇怪的是,刘吉屡遭弹劾,依然在加官进爵,人们称他为“刘棉花”—“愈弹愈起”。后来引起皇帝的厌恶,派太监到他家,勒令罢官。

  清除宵小之徒,是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正直大臣。孝宗即位之初,就想起了刚直不阿的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出于敬佩与倚重之心,把他召回。怀恩回来后,立即向孝宗建言:罢免阿谀万贵妃的佞臣,召还刚直方正的王恕。孝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回已经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出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王恕在成化年间就以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先后应诏陈言二十一次,上疏建白三十九次,全力阻击佞幸。朝中官员都倾心仰慕,遇到朝廷大事难以决断,必定请王公表态。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佞幸大臣为之侧目,皇帝也颇为“厌苦”,给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让他退休。

  王恕历任巡抚、侍郎,直至尚书,都在留都南京,一直不受重用,其原因正如《明史·王恕传》所说:“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以后,名声愈加高涨,言官推荐几无虚日。孝宗顺应舆论起用王恕为吏部尚书,顺应了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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