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书》的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里讲，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之后，他又另誊抄了一份，这就使《史记》有了正、副两个本子。个人修史，一旦遗失或遭水火，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所以司马迁很小心。正本呢，“藏之名山”；而副本呢，“副在京师”。副本留在京师，京师是个大略的概念，其实就是将副本交给家在京城的亲人收藏，这个亲人是谁呢？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
司马英嫁的丈夫叫杨敞，杨敞可是宣帝时期两任过汉丞相的大人物。司马英给杨敞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杨忠，二儿子叫杨恽。杨恽在宣帝时继父兄爵任常侍骑，左曹，因揭发霍光子弟谋反有功，受封平通侯。外公撰修的《史记》手稿，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这位杨恽。
杨恽继承了父母双方家族的许多优秀基因，熟读《春秋》，才华卓著，又很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因而在朝廷上名显一时，人人都以为其前途无量。
除了才华，杨恽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清廉仗义，轻财好义。
《汉书》载，父亲杨敞去世时，身后留下遗产五百万，杨恽大方地把这些钱财分散给了同宗族的人。其生母司马英去世得早，父亲续弦，给他找了个继母。父亲死了，杨恽对待继母如同对待亲娘，孝敬有加。继母无子，死时也留下几百万的家财，继母还专门遗嘱全部归杨恽继承，杨恽没听继母的，而是把这几百万分送了继母的兄弟们。父母先后两次留下近千万资产，杨恽分文不留，“皆以分施”。
在官场，杨恽更是不贪不占，以廉洁公正著称。
这样的一个又有才华，又清廉正派的人，该是上下交口称赞、美誉不尽了？事实却并不如此。
杨恽身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什么意思？就是说杨恽这个人呀，喜欢自我标榜，好吹嘘自己的德才能力，高傲自负；尤其让人难忍的是，个性刻薄，老爱戳别人的痛处，揭人的疮疤；特别不容人，同事中但凡有谁与自己的意见相悖，他想方设法予以加害。
这脾气、这胸襟、这涵养，身在官场不懂圆通，实在是大忌。就因为这个性，杨恽在朝廷里得罪了不少人，树敌颇多。
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斜，自以为正直的杨恽，别说影子斜，整个人都让人给扳倒了。
朝中有位太仆，叫戴长乐，杨恽咋看咋不顺眼，十分讨厌他。可这个戴呢，来路很是特殊，是汉宣帝早年落难时的知己，刘询意外做了皇帝，立马召这个哥们到身边，安排做了亲信宠臣。可想而知，跟这种人过不去，杨恽的下场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架不住戴长乐一而再地在皇帝面前撺掇，杨恽最终被废为庶人。
吃一堑当长一智？杨恽江山好易秉性难改，罢官为民后，虽灰心于政治，却决不安分守己，他开始“家居治产业”，着手经商。经商你就经商呗，却要显摆，“起室宅，以财自娱”，做房地产，发财了，张扬恣肆，以财取乐。他的想法是，我花我挣的钱，我玩我的，该是不碍你什么人了吧！
杨恽富豪的日子过得得意洋洋，自由自在。交结天下，高朋满座，花天酒地，名闻一时。政坛处境诡谲，商场不关他人，杨恽满以为自己就此可以风风光光下去。殊不知，像他这种有过相当政治伤疤的人，经商发财，照样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人们免不了对其致富产生种种揣测和非议，怀疑其生意的纯洁性。
杨恽有个好朋友叫孙会宗，任安定郡太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写信提醒杨恽，说：“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高位上退下来的人，就应当待在家里谨小慎微，千万别经商置业，更不要去结交宾客，再图虚名。
杨恽读罢好友的信，犯了倔脾气，这他妈什么逻辑，做官耿直难容宵小，自个儿凭本事赚钱自个儿花也有闲话，还让人活不？他愤然给孙会宗回了封信，这封信便是几可与其外公的《报任安书》相媲美的《报孙会宗书》。
信中大发牢骚，谩骂好友，愤世嫉俗。结果不久，被人告发，宣帝下令逮捕入狱。最终，以大逆不道罪腰斩于市，老婆孩子流放西部酒泉郡。
为人需坦荡荡，更需经常站于对方角度想问题。
官商之道相通，均需柔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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