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年轻时曾是一名才华出众的苏联红军炮兵军官，在其乘胜向柏林开拔途中，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施暴于无辜德国平民，并为此而震惊。他在给后方妻子的家书中叙述了所见到的苏军士兵烧杀奸抢的劣迹。信发出后，克格勃逮捕了他。

索氏信中所述种种暴行，其实在1945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地区后也发生了。张正隆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一书中有记叙。“（苏军士兵）买东西不给钱是常事。连全副武装的八路军都敢抢，老百姓还在话下?”“最难以忍受的是糟蹋女人。光天化日，在大街上就追，就拉。人们天不黑就关门，有的还把胡同堵死……”法西斯军队罪恶滔天，为什么反法西斯的“老大哥”也如此!书中写道：“当时有种说法，说苏军在欧洲伤亡太大，把狱中一些犯人充军来打日本。”照此推说，犯人的道德水准低下，约束力不强，干出了如此难于启齿的丑事，那么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总不都是囚军所为吧。军人在蹂躏女性的同时，也在被战争蹂躏。是因为战争藐视人性而人性扭曲，还是因为人性扭曲而发动战争，战争的贪婪难道就是人性的贪婪!那些扭曲的人性，不就是人类理性世界的不成熟。人类一次次建立起来的善良人性何以如此脆弱，是基础不坚实，还是其教条是虚伪的?

《雪白血红》中还有记述。苏军还将东北作为对日作战的战利品进行着财物的空前掠夺，“ 8月28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7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75亿元，黄金36公斤，白金31公斤，白银66公斤，钻石3705克拉。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整座工厂、整座矿山拆卸、运去了，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拥有亚洲第一的工业规模，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公路占3/4，工业总产值占全国85%。但在之后短短半年，苏联将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设备和物资全部拆运回国，沈阳90%工厂成空壳，东北75%的铁路机车和93%的货车被运走。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交涉后苏联才停止。苏军进入东北共掠走的财产为13.6亿美元，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财产损失133亿美元，即相当于八年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

对工矿如此，对百姓便更为暴行了。苏军占领东北后不久，即赶上了中国人的农历七月十五鬼节，期间沿街有售卖冥品冥币者。一日，沈阳大南门方向走来一苏联兵，一冥品小摊前，见花花绿绿冥币，以为是流通货币，上前即抢走一捆，后又来到另一个售卖食品的小摊前，拿了食品扔下几张冥币就要走。小贩拒收，此兵眼睛一瞪，抡起转盘枪逼着小贩，吓得小贩再不敢吱声。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一案，举国激愤，胡适则发出了异样声音：“苏联军队在东北强奸了我们无数的同胞姐妹，你们怎么不去抗议呢？”显然，苏军把东北当成了日本，重演了其在德国上映过的一幕。

对待文化也如此。8月22日苏联红军中的两名将军各率二百五十余名空降兵，军事接管旅大地区。因苏军征用房舍仓促急迫，罗振玉家人被迫搬到一家旅馆暂住，而大云书库藏书和文物一时无法搬走，又遭苏军强力搜查，被翻腾得狼藉一片，散落楼外，遭路人哄抢，损失殆尽。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苏联曾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后者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应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直至1946年尚无动静。

在迟迟不撤军的过程中，红军战士都在做什么，拆运机器。这时，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已全被拉走，只剩下了空房子。1946年1月16日，更是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奉命带领“满炭”工程师赴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拆运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此事件后，国内各界对于苏军拆迁工矿设备、把机器作为战利品搬回国做法的不满情绪达到极致。正在此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要求“赤色帝国主义”如约撤军。以傅斯年为首的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津版上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撰写《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

《蒋经国传》(江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中对苏军在德国的那幕剧有过描述：“他们期望用最快的速度，各种可能的手段从战败国德国那里取得赔偿。他们的指导原则是：能拿的就拿！成群结队的俄国人来到苏占区，他们在德国俘虏的帮助下，动手把德国的基础设施搬得精光。管道设备、铁轨、电话机和交换机、汽车、市内发电站、有轨电车、机床乃至整座工厂——甚么也逃不过俄国人的眼睛。”对于发动二战的希特勒德国，这也算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吧。可《雪白血红》所写的，不是在德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中国的东北！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拥有亚洲第一的工业规模，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公路占四分之三，工业总产值占全国85%。但之后的短短半年，苏联将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设备和物资全部拆运回国，沈阳90%工厂成空壳，东北75%的铁路机车和93%的货车被运走。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交涉后，苏军的抢劫才得以停止。

日俄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发动的为争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权的肮脏之战，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战败，并让出了其“东北州”的一部分利益。据蓝英年先生《“旅顺口”是一本坏书》(见《博览群书》1998年5月号)中说，1989年他到苏联海参崴远东大学讲学时发现，“有人认为这(旅顺口)是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取的，所以也应算他们的领土”，“中学课本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占领了俄国的旅顺、大连……”据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讲，王芸生在五十年代，曾看过《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1944年，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旅顺口》，受到热捧。1946年，小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斯捷潘诺夫生于1892年，其父乃沙俄侵略军中的一员，日俄战争初期，曾是旅顺炮台的指挥员，时年12岁的斯捷潘诺夫就在父亲身边，是旅顺口战役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后来，他作为日军战俘与其父返乡。小说描写，正是1915年日俄争夺旅顺的战役。旅顺攻坚战是日俄两国争夺远东霸权的关键，战役持续五月之久，双方损失十分惨重，最后以俄军的投降、俄国舰队的覆没而告终。旅顺的陷落给予俄国各层以极大震动，对俄国政局和历史走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给大动荡中的俄国民众以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1950年1月10日访问苏联的周恩来也认为：“这本书很糟糕。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11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和军事秘书雷英夫又说起读《旅顺口》的感受：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第二，这本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反动性掠夺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子，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见《周恩来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版）

是因为扭曲的人性而有扭曲的教育，还是因有扭曲的教育才有扭曲的人性，不必细究，但有了这般扭曲的教育，仇视、摧残、战争的火种便永不会熄灭。索尔仁尼琴轰动世界的名著《古拉格群岛》因真实地揭露了苏联劳改营中世态的险恶、人性的扭曲而赢得了巨大声望，并拥有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人之初，性本善”，但不全是因“苟不教”而“性乃迁”的，是教的方法、内容出了问题而“性乃迁”的，所以说教育本身固然重要，教育的出发点、内涵是否为善良的、真实的，则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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